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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护士，现代护理学先驱（1820-1910）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弗洛伦丝·南丁格尔 OM RRC（英语：Florence Nightingale；1820年5月12日—1910年8月13日），英国护士和统计学家，出生于意大利一个来自英国上流社会的家庭。
南丁格尔在德国学习护理后，曾往伦敦的医院工作。于1853年成为伦敦慈善医院的护士长。
克里米亚战争时，她极力向英国军方争取在战地开设医院，为士兵提供医疗护理。她分析过堆积如山的军事档案，指出在克里米亚战役中，英军死亡的原因是在战场外感染疾病，及在战场上受伤后缺乏适当护理而感染致死，真正死在战场上的人反而不多。她更用了圆形图以说明这些资料。[2]:68-69
南丁格尔于1854年10月21日和38位护士志愿者到克里米亚野战医院工作。成为该院的护士长，被称为“克里米亚的天使”；南丁格尔经常在黑夜中提灯巡视病房，又被誉为“提灯女士”（The Lady with the Lamp）。
由于南丁格尔的贡献，让昔日地位低微的护士，社会地位与形象都大为提高，成为崇高的象征。“南丁格尔”也成为护士精神的代名词。
弗洛伦丝·南丁格尔1820年5月12日生于意大利佛罗伦萨的英国上流社会家庭，就像她的姐姐，作家帕耳忒诺珀·南丁格尔由于在意大利帕耳忒诺珀（Parthenope，那不勒斯旧名）出生，因此以该地为名；弗洛伦丝的名字也是取自她的出生地：佛罗伦萨。
南丁格尔的父母是威廉·爱德华·南丁格尔（1794年—1874年）和弗朗西丝·芬妮·南丁格尔·史密斯（Frances Fanny Nightingale née Smith，1788年－1880年）。威廉的母亲玛丽（Mary née Evans，弗洛伦丝的祖母）是彼得·南丁格尔（Peter Nightingale）的侄女，并从他那继承了南丁格尔家的姓氏和纹章。而芬妮的父亲（弗洛伦丝的外祖父）则是废奴主义者威廉·史密斯。
南丁格尔年轻时，过着十分优渥的上流社会生活，随时有人服侍，活在舞会、沙龙，以及与贵族们的周旋之中。虽然表面看来是令人称羡之生活，但南丁格尔内心却一直感到十分空虚，觉得自己生命活得毫无意义。因为她曾在后花园为流浪动物包扎伤口，令她决心选择做为人服务的护士；当作自己一生的天职后，她才强烈感受到充实的生命意义。传说南丁格尔曾听到上帝对她说话，要她成为护士，才选择这条道路。事实上，早于1837年在爱伯利公园开始，她就已是护士了。在那个时代，护士是很没有地位的工作，是只有贫苦低下阶层的女人为了谋生，才肯做的污秽工作，尤其在战争爆发之时，护士更需要随军奔赴战场，不但辛苦而且十分危险。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所谓护士大概与仆人、厨师之流差不多罢了。1844年，当南丁格尔宣布她将入行护士一职，此举令她的家人，尤其是她的母亲极为震惊、愤怒和悲痛。不过，南丁格尔后来的表现，彻底改变了社会对护士的社会负面形象，更打破了当时“一位好女性不是当贤妻就应当良母”的社会根深蒂固观念，让大众认识到，原来女性可以在社会发挥更多不同的贡献。
她一直照顾著穷人。在1844年12月，一个穷人在伦敦的一所工厂医院死去，引起了公众对该医院的责备，这时，南丁格尔成了促进医院改善医疗环境的倡导者。
1851年，南丁格尔在德国西泽斯韦特了解很多有关其医院的先祖，即由德国路德会的牧师西奥多.弗利德纳开设、由其女助手管理的医院的事情。南丁格尔深深地被那里优质的照顾及服务所感动。
南丁格尔后来接获政治家及诗人理查德·蒙克顿·米尔尼斯的求婚。1847年，她在罗马市遇上政治家席德尼·贺伯特。贺伯特已婚，但当两人首次见面时，他们就深深的被对方吸引，从此他们一直都是一对极亲密的朋友。贺伯特帮助了她在克里米亚的护士工作，而她则成为了贺伯特政治生涯中的重要顾问。至1851年，她终于拒绝了米尔尼斯的求婚，因为她深信婚姻会妨碍她的工作，但她这一个举动却违反了母亲的心愿。
南丁格尔与本杰明·乔维特亦有很亲密的关系，尤其是在她想要在牛津大学开设应用统计学讲座的时候。[3]
南丁格尔的护士生涯从1851年开始，那时，她得以到德国凯撒斯韦特，以女执事的身份首次接受护理培训[4]，为期四个月。她的家人强烈反对她接受此培训，因为他们认为这很危险，且护士在社会上的身份地位很低，加上该医院是一所天主教医院。虽然她得不到家人的支持，但她反叛的性格此时显露无遗——她依然坚持立即动身前往西泽斯韦特。在那里，据她所称，她获得她神圣职业“最重要的经验”。
南丁格尔于1860年在伦敦的圣托马斯医院，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非修道院形式的护士学校[5]，现在是伦敦国王学院的一部分，奠定了基础护理学专业。她的生日5月12日被定为国际护士节日。
南丁格尔最有名的贡献是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1854年10月21日，她和38名女性志愿者护士的工作人员，前往英国主要军营的所在地，俄国的克里米亚半岛。
南丁格尔和她的护理师团队在1854年11月抵达。她们在斯库台（Scutari）发现当地情况确实是灾难性的。 伤者和病者躺在通风不良、没有暖气、老鼠出没的病房和走廊里[6]。 地板很脏，卫生设施不够完善，因为腹泻的人很多，许多病房里还有简陋的木桶，散发着难闻的气味。 许多受感染的人几个星期都穿着同样的衣服，身上有跳蚤和虱子[7]， 自受伤或生病后就没有洗过澡，甚至连一张简单的草垫都没有。 缺少枕头、毯子、盘子、扫帚、餐具、剪刀、毛巾、托盘或洗手盆和绷带[8]。
在第一个冬天，在斯库台（Scutari） 有4,077名士兵死亡。士兵死于斑疹，伤寒，霍乱，是战争死亡人数的十倍。在临时军营医院的卫生条件是致命的，因为人满为患、医院公共厕所的污水管有缺陷、和通风不足。英国政府派出的卫生委员会于1855年3月到斯库台，改善污水管和通风状况，使得死亡率大幅降低。
根据战地记者的描述，南丁格尔和她的护理助手群将术后感染的几率降低、改善饮食和医疗卫生等，被伤兵们称为“上帝派来的天使”，甚至在南丁格尔等人提着灯夜巡房，还有伤兵不顾自己的伤势下床，曲膝跪在地上亲吻著影子。但后世历史学家现在意识到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即南丁格尔所服务的斯库台医院的死亡人数高于东部任何其他医院，其根本原因便是，她对该医院灾难性的卫生条件缺乏了解[9]。南丁格尔抵达斯库台将近六个月后，时任英国政府派出了卫生委员会，疏通下水道并改善了通风，从而大大降低了死亡率。 然而，南丁格尔本人继续将大量死亡归咎于营养和补给不足，以及军队的不合理调度[9]。直到她回到英国，当她开始收集证据提交给皇家军队健康委员会时，她才改变了主意，得出了一个痛苦的结论，即她所在医院的大多数士兵都死于恶劣的环境卫生，由于她当时缺乏足够专业知识[9]。
南丁格尔被称作提灯天使，而不是包扎天使、输血天使、开刀天使的原因很简单--当时她根本没有多少时间待在医院。她当时在克里米亚的主要工作是募资及采购。原来当时克里米亚前线的物资严重不足，一次采购需要通过英国政府8个以上的不同部会盖章通过才能施行，这导致了荒谬的情况，例如，伦敦政府拒绝为前线士兵采买衬衫[10]。于是南丁格尔在《伦敦时报》发起募捐活动，使她有足够的资金可以随意使用，可以做出不官僚的决定。 他们的第一个行动是购买了数千件衬衫、水杯和袜子[11]。她仅有初期参与医疗手术，之后便专心投入医院的基本运营[12]。白天不断写信募资及与各级政府人员沟通，仅有晚上才稍有空闲到医院巡视。
许多人发现护士的待遇比勤务兵更温和、更令人欣慰，据说后者还偷病人的东西[13]。 在发烧的精神错乱中，许多士兵把姐妹们和家里的女性亲戚混淆了[13]：“他们伸出手说姐姐和妈妈，”查尔斯·布雷斯布里奇（Charles Bracebridge）描述了他们的死亡[14]。 正如一名士兵所说，其中一位姐妹的来访“就像天使的来访”。 这种印像也反映在士兵们写给英国家人的信中，并极大地影响了公众对南丁格尔与其护理师团队的看法，因为其中一些信件也在英国媒体上发表。这也成为日后媒体对南丁格尔生平加油添醋的元素之一。
到 1854 年在南丁格尔正式带领护理师团队之后，关于她们的报导出现在英国报纸和新闻上，历史学家海伦·拉帕波特（Helen Rappaport ）将其描述为圣徒[15]。作家考文垂帕特莫尔（Coventry Patmore）塑造其完美妻子和母亲的形象[16]。1855 年 2 月 24 日，伦敦新闻画报刊登了一篇关于南丁格尔夜间手持灯到病房探望病人的报导。 在接下来的几周和几个月里，她的作品的这个细节在图片和文字中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发展成为她个人神话的一部分，并成为大众眼中理想基督教女性气质的代表[17]。讽刺杂志 Punch 等刊登的少数批评或嘲讽言论基本上没有引起注意：在 1855 年期间，南丁格尔在英国取得了仅次于维多利亚女王的知名度[18]。
南丁格尔回到了英国，并开始收集证据，向皇家委员会报告军队士兵的健康状况，她开始相信，大部分在医院内死亡的士兵，是在恶劣的生活条件中丧生。这段经历影响了她后来的职业生涯，让她主张重视卫生的生活条件。因此，她在非战争时期，开始改善医院的卫生设施，并降低了士兵在医院的死亡率。
南丁格尔在1859年出版了一本136页的教科书《Notes on Nursing》，在南丁格尔学校和其他护理学校使用。其他的著作还有《Notes on Hospitals》、《Notes on Matters Affecting the Health, Efficiency and Hospital Administration of the British Army》。
在1870年代，南丁格尔指导琳达·理查德兹，“美国的第一个训练有素的护士”，使她返回美国有足够的培训和知识，以建立高品质的护理学，琳达·理查德兹后来在美国和日本成为伟大的护理先驱。
南丁格尔从小就显示出对数学的天分，后来，南丁格尔成为视觉表现和统计图形的先驱。[19] 她所使用的圆饼图，虽然在1801年由威廉普莱费尔所发明，它在当时仍是一个新颖的显示数据的方法。
南丁格尔被描述为“在统计的图形显示方法上，是一个真正的先驱”， 她发展出极坐标形式的圆饼图[20]，或称为“南丁格尔玫瑰图”，相当于现代圆形直方图，以说明她在管理的野战医院内，病人死亡率在不同季节的变化。她使用极座标圆饼图，向不会阅读统计报告的国会议员，报告克里米亚战争的医疗条件，并透过对照平民与军队的死亡率，来促使军队管理以及卫生条件的改革。[2]:70
后来，南丁格尔对于印度的农村生活，做了全面的卫生统计研究，并在印度改善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在1858年和1859年，她成功地游说成立一个皇家委员会，研究印度的情况。在1873年，南丁格尔报导，“卫生改革10年后，在印度士兵之间的死亡率已经从每千名69人，降低到至18人”。
在1859年南丁格尔被选为英国皇家统计学会的第一个女成员，她后来成为美国统计协会的名誉会员。
南丁格尔的改革最终促成1875英国公共卫生法，确立了英国对下水道、建筑法规的要求。[2]:70
1867年建立的，位于伦敦滑铁卢广场的克里米亚纪念碑，为南丁格尔铸造了提灯铜像。
1907年，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将功绩勋章颁授给了南丁格尔，是首次授予女性。
1912年，国际护士理事会将每年5月12日南丁格尔的诞生日定为国际护士节。
1912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决定，每两年颁发一次南丁格尔奖章和奖状，作为对各国护士的国际最高荣誉奖。
马克思曾分别在德国《新奥得报》和美国《纽约论坛报》发表对南丁格尔的赞誉，使南丁格尔在英国外的声名得到传播。
1989年，佛罗伦萨‧南丁格尔博物馆（Florence Nightingale museum）设立于英国伦敦的圣汤玛士医院。
2008年10月，香港伊利沙伯医院内的一条街道，经地政总署宣布命名为南丁格尔路（Nightingale Road）[21]。
至今“南丁格尔”泛称是为护理师的代名词，在英国和法国等地，皆设有“南丁格尔护理学校”专门培育护理师人才。而在台湾，只要是护校，其校园一定会摆设南丁格尔的塑像。毕业的护理师们在进入医院进行临床护理实习前，都必须在宣誓护理师誓词后，方能走出校门就业。[22]
荷兰皇家航空的一架麦道MD-11（注册号PH-KCD）就以她的名字命名，该机于2014年11月11日退役。[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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