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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文改制是明惠宗朱允炆、方孝孺等人推行的改革,主要改善明太祖重武重军事的政策,提升文人政治、削除藩王势力。惠宗受孝孺的影响,悉去太祖苛酷专滥之政,减轻江浙重赋,开广言路,虚心纳谏;并且在黄子澄与齐泰协助之下实施削藩政策。惠宗的改革大多是托古改制,具有理想性质[1]。他在继位诏书中宣布要推行“维新之政”,希望使明朝达到“雍熙之盛”[2]。惠宗继位后随即召回在汉中的方孝孺,任翰林院侍讲;洪武三十一年六月任齐泰为兵部尚书、黄子澄为太常寺卿,参预国事[3]。惠宗在位四年,推出不少有利读书人的政策,只是削藩政策的失败让建文一朝最后灭亡[4]。
洪武时期,武官地位最尊,事务官其次,文官又次之。《大明律·卷二·吏律》即提到“文官不许封公侯”,这使得当时文官最高爵位只能到伯爵”,即汪广洋和刘基两人,而李善长是因为事务官(武勋)的缘故而得以册封公爵。明太祖废行中书省与丞相后提高六部的地位,然而六部尚书(部长)的品秩仅为正二品,五军都督府是正一品衙门,最高的文官也比最高的武官低一品[4]。
惠宗继位后,建文元年二月即接受方孝孺等人的建议,按照周礼更定官制。对官制改革主要在三个方向:更改部分官署设置与名称,提高文官地位,扩大翰林文职的编制以加强文官在政府中诏询谏诤的功能[4]。具体内容为[5]:
此外,撰礼制颁行天下。虽然实际上这些属于不急之务,但方孝孺志在复古,惠帝支持之。
之后,又将地方的左右布政使裁一人,只设布政使,由从二品升为正二品[6]。建文四年二月再次更定尚书以下勋阶。
明成祖即位后全部改回洪武年间的制度。虽然武官的品秩仍比文官高,但由于从明仁宗起战争减少,且内阁的设立导致文官势力变强,最终仍形成了明朝以文制武的现象。
明惠帝自幼熟读儒家经书,所近之人如方孝孺、黄子澄等人多怀理想主义,性情因此与其父朱标皆以宽大著称。为皇太孙时,曾向太祖请求修改《大明律》,参考《礼经》及历朝刑法,修改《大明律》中七十三条过分严苛的条文,深得人心[7]。即位后推行宽政,其年号建文有别于其祖父的洪武,他不想仿效祖父以严刑峻法治国。《明史·刑法二》记载“元年刑部报囚,减太祖时十三矣”,囚犯人数减至洪武时期的三成左右[4]。
除刑法宽松外,惠帝还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民生的政策,如:
在位四载,被誉为宽政解严霜;但亦有人诟病,其理由有:
明太祖为巩固皇室,大封宗室为藩王,各拥私人护卫军队。明惠帝即位后即推行将兵权收回朝廷的政策,下令各王国的地方文武官员听朝廷节制,以避免尾大不掉,威胁中央政权。明惠帝的削藩政策主要由齐泰、黄子澄推行,先后废黜周王、代王、齐王、湘王及岷王;然而由于过晚处理最强大的燕王朱棣,引发燕王先发制人,于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在封地北平以“靖难”为名,举兵叛变,史称靖难之变[1]。战争结果,惠帝战败失踪,朱棣即位为帝。
建文二年八月,为求复古,依方孝孺建议,改宫门名称。午门改为端门,端门改为应门,承天门改为皋门,前门改为路门(一说辂门)。[12][13]
成祖即位后改回原名。
建文改制一方面对武官的利益多有触动,故在改革时多少受到了勋臣们的阻碍;另一方面其成果因为靖难之变而大打折扣。由于惠宗与方孝孺专心于托古改制的不急之务,在削藩方面没有马上针对燕王朱棣,促使朱棣发现危机,并且以“更改祖制”为由发起靖难之变;战争开始后惠宗又一再在军事上犯错,使得政府军节节败退,最终战败。朱棣攻入南京之后称帝,是为明成祖。成祖为了证明自己帝位的合法性,以抹除篡位的污点,将建文年间改变的制度几乎全部恢复为洪武旧制;并且革除建文年号,将建文四年的记事改沿用洪武年号记录。此外还将钱粮、兵马以外所有榜文奏书尽数烧毁,并修改太祖实录(以及自己的出生记录),粉饰靖难之变夺位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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