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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巩固毛泽东领导地位的运动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整风运动，一般又称作延安整风、抢救运动、抢救失足者运动，于抗战期间，一场由毛泽东在延安发起的政治运动，此运动是为了清算以王明、博古为代表的第三国际中国路线，从而完整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1][2][3][4][5]。此次整风是由1942年2月开始在陕甘宁边区延安根据地发动的一场政治和文化的运动，持续了3年时间。所谓的“整风”是指“整顿三风”，包括“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4]。整风运动的实行，使毛泽东成为党主席，在党中央的地位更为确立，被许多学者认为是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开端[1][2][3][6][7][8]。该运动造成诸多冤假错案，大量人员遭到迫害，知识分子群体受到巨大冲击[1][5][9][10][11]。有研究指该运动共造成超过一万人死亡[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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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苏联共产党资金援助下成立，当时各国共产党都是共产国际的分支机构，并没有独立自主权。共产国际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部分活动经费和指导（包括周恩来、顾顺章建立中央特科，邓小平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刘伯承到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等等），因此出现了中国工农红军由毛泽东等中国本土干部领导而中共中央为共产国际派来的人员掌控，在实际工作中要求中共的斗争运用苏联模式并服务于苏联，对中共的斗争产生不利影响。
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进攻苏联，苏德战争爆发，苏联无暇经营中共事务。毛泽东利用这个时机，打击中共内部以王明为首的国际派，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树立毛泽东思想，摆脱共产国际领导，转变成不受苏联控制的无产阶级政党。
毛泽东在1942年2月中共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上宣布展开整风，党校校长邓发加以响应，但邓发的方针与毛泽东所期望有所不同。于是毛泽东亲自接任校长，并由彭真主持校内推展整风的工作。同年5月，他和刘少奇、康生三人组成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用以领导党员和军队人员学习，由康生选拔各机关学校及军队中负责整风的干部来督促各单位首长主持整风。
康生发动“抢救运动”后，李克农受到康生的影响，在西北公学内召开抢救运动大会，作了报告，号召学员坦白，对被审查干部施加了一些压力，把一些干部思想上、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或历史上未弄清的问题怀疑成政治问题以至于反革命问题。但是随着抢救运动的逐步升级，大批干部被打成“特务”、“叛徒”、“反革命”，李克农对康生的一套主张和作法逐渐产生怀疑。康生夸大敌情，批评审干人员在对敌斗争中的自由主义态度；他掀起了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运用了“逼、供、信”的手法。
各机关的成员组成学习小组，来学习中共中央指定的二十二个文件，包括官方文件和个人著作讲话，其中以毛泽东的著作占六篇最多；而虽然也有许多国外作者如列宁、斯大林的著作，但在实行上被列为居次。
文件的内容主要在建立一套用于党员和干部的理想标准，包括以党的利益为重，服从上级机关领导，不搞小团体，不搞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重视马列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遵从群众观点和上级指示，多吃苦少享乐等。这些原则要作为党员自我批评的标准。
整风运动委员会宣布：“在所分发的文件和材料中，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是正确的，符合中国国情和革命的实际斗争状况，因此必须当作思想改造的重要武器认真读和反复读。”委员会指出，毛泽东的著作《新民主主义论》是毛泽东主义的最重要的基础理论著作。而共产国际和以前的中共文件，以及其他中共领导人（指共产国际派来的人员）的文章都是不正确的；这样的文章，谁读的多，谁就会成为教条主义者。”
根据学习内容的行为标准，在整风中各党员和干部要开始检讨自己、其他人以及各单位，大家被要求把自己的一切背景、行为甚至内心深处想法诚实交待清楚，毫不保留，然后让彼此相互批评，相互纠正，努力把同志的缺点指出，犹如把人的疾症找出，再加以医治，救助同志能重回正轨，这种批评方式的内容虽是新的事物，但在思想上与中国传统的道德主义的精神有所结合。
到了后期，配合“反左”、抓“内奸”等运动的推行，更加对于各党员干部严格审查和强加自我检讨，清查出大量“特务”。但由于毛泽东规定“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审干政策[13]，相较于早期江西时期的反AB团的大量杀戮的情形，整风用较不血腥的方式，达成了对党员行为想法加以“导正”，加强干部的团结以及服从精神。
刚开始实行整风时，大家的互相批评的积极性并不高；因此上级鼓励大家积极对中国共产党作批评，强调“言者无罪”，并运用墙报的方式提出批评。王实味将周末娱乐等文艺活动描写成歌舞升平、不思进取、为中国共产党服务[9]。在此影响下，许多青年开始进一步发展成党员攻讦中共中央高层，许多文艺人士一方面要求提高自己生活待遇，另一方面发表要求绝对平均主义相关的文章；这引起高层的反弹，认为他们的作法是“冷嘲热讽，暗箭伤人”。毛泽东以王实味为目标，开始批评王实味的做法，并引起大家对他的“拯救”；王实味坚持自己的政治立场，最后在转移途中被处决、抛尸荒野（一说被康生所杀）[9]。1948年春，毛泽东率中央前委从陕北赴晋察冀途径临县三交镇，第一次听说王实味已经被处死，对此表示不满，说“要XXX赔我一个王实味”。1948年3月落款为中社部的一份材料向中央汇报了处死王实味的批准经过与理由。1948年9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重要的“九月会议”前一周，1948年8月31日中央社会部一负责人就王实味被处死问题向中央交了一份检讨报告：[14]
我应付主要责任。当时我距中央仅一河之隔，且有电台与中央联系，这样杀人大事，尤以负保卫工作主要责任者，事先即未请示，事后也未报告，只借口军事紧急情况及强调王实味由延安撤退到兴县时的反动言行，不顾党的政策，擅自批准晋绥公安局的请求，将王秘密处死，这充分表现我无组织无纪律，图省事，怕麻烦，自以为是，表现自己的错误......
毛泽东在9月1日批示：“有所声明即够，不必议处。”[14]
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说：“还有个王实味，是个暗藏的国民党探子。在延安的时候，他写过一篇文章，题名《野百合花》，攻击革命，诬蔑共产党，后头把他抓起来，杀掉了。那是保安机关在行军中间，自己杀的，不是中央的决定。对于这件事，我们总是提出批评，认为不应当杀。他当特务，写文章骂我们，又死不肯改，就把他放在那里吧，让他劳动去吧，杀了不好。”[15]
随着对王实味的斗争的同时，毛泽东又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文艺是必须“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而服务的，进一步加强了对文艺工作的控制。
1942年秋，毛泽东开始针对高级干部来作整风，1943年3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重组了权力核心，取消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设置，改为主席，由毛泽东担任；至此，毛泽东正式登上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位置，此前名义上的领导是总书记张闻天。紧接着的1943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指示要检讨1928年以来的中共党史，尤其针对共产国际派相关人物；使王明检讨认错，其后国际派相关的周恩来、陈毅、彭德怀等也被迫认错。
在这些主要曾参与或同情国际派的领导人认错检讨后，毛泽东思想和中共中央集体领导逐渐在党中确立。毛泽东也将王、周、陈、彭等再度纳入权力中，表示既往不咎。
共产国际前主席季米特洛夫1943年12月22日以个人名义给毛泽东发电报说，“清除党内敌对分子和把党团结起来的党内正确措施，被康生及其机构扭曲得面目全非，这样做只能散布互相猜疑的情绪，引起普通党员群众的无比愤怒，帮助敌人瓦解党。我们就从重庆获得完全可靠的消息说，国民党决定派遣奸细混入延安挑动您同王明和党内其他活动家争吵，挑起敌对情绪以反对所有在莫斯科居留和学习过的人。康生的所作所为正为这些奸细助长声势”，特别要求保护王、周。季米特洛夫虽已不担任共产国际主席，但毛泽东知道他同斯大林的亲密关系，毛泽东不得不接受[16]。
整风运动中产生大量冤假错案，诸多人士（尤其知识分子）遭到迫害，有学者指运动造成超过一万人死亡。[1][5][9][10][11][12] 五四运动的精神（自由、民主、个性解放）被“延安精神”（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取代。[17][18][19][20]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认为有必要垄断政治权力时，多次重复运用在整风运动中成功的手段来达到目的，其中包括反右运动[21]、文化大革命等。
整风运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成为可自主决策独立行动的政党、具有真正统一政治纲领的政党。具体表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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