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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布亚新几内亚华人（英语：Chinese people in Papua New Guinea），是一个非常多样化的社区。截至2008年，仅有约1000名“老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移民的后裔仍留在该国，其他大多数移民澳大利亚。不过，他们的数量明显受到东南亚华人以及从中国大陆的新移民的支持，也有少数来自台湾的移民。他们人口约5000-20000人。
从1888年开始，德国新几内亚公司（GNGC）每年从厦门，香港，新加坡和苏门答腊进口数百名契约华人劳工，从事椰子和烟草种植。由于热带病和严酷的治疗，他们的死亡率高达40％。 然而，从1898年起，德国政府正式接管了新几内亚国民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的领土管理，并推广自由移民而不是契约劳工，木匠，造船厂，工程师，裁缝和店主也进入境内。新几内亚船舶定期航运到香港。华人社区从1890年的200人，到1913年增长到1427人，其中只有101人是妇女。
1914年，澳大利亚入侵和占领新几内亚，在占领期间，直到1919年，他们拒绝华人进一步进入新几内亚。1920年，新几内亚被国际联盟授权由澳大利亚正式控制，新政府延长了澳大利亚的法律，特别是1901年的“移民限制法”，使华人难以进入新几内亚境内。1922年之前在那里定居的华人永久居留，但后来抵达的少数人只能获得临时居留权。
澳大利亚1921年的新疆调查显示，新几内亚共有1,424名华人（1195名男子，229名妇女）。由于拒绝华人妻子和子女留下的政策，华人社群的性别不平衡将在很大程度上持续下去。因此，一些华人男人把土著女子当成妻子。他们的子女往往是在华人社会中长大的。
巴布亚大约有一百名中国人。然而，新几内亚与巴布亚地区的移民受到限制，所以华人仍然很少。1933年的调查发现，巴布亚只有五名华人;菲律宾人组成了巴布亚亚洲人主要的群体，人口为88人。莫尔兹比港只有一个华人家庭，裁缝陆宝惠的家庭，在太平洋战争前夕，新几内亚的华人口超过2000人。
日本袭击珍珠港后，随后入侵新几内亚。澳大利亚政府撤离了白人妇女和儿童，但是，他们也没有采取类似措施来撤离那里的华人。1942年初，为响应社区议员的呼吁，这种态度轻微缓和，有300名华人飞往澳大利亚；然而，大多数华人妇女被拒绝撤走。由于不得不面对日本军方占领，华人妇女成为暴行的受害者，比土著妇女高得多。根据社区领导人何海梅的说法，“中国女孩不得不按照日本的要求在作为慰安妇，遭受日本士兵殴打，在死亡或监禁的威胁下，华人妇女也被迫与日本军官进行性关系并同居。华人男子被集中营集结营进行艰苦劳动。战争期间，共有86名当地中国居民死亡，其中37人被日本人杀害。死者中有当时国民党派驻的领导人，他被日本军队处决，作为对华人社区的警告。
除了对当地华人犯下的罪行外，日本人向拉巴尔派遣约一千六百名中华民国的陆军战俘作为奴隶劳工; 许多人死亡被埋在那里。同时有一些台籍日本兵也是日本军队的助手。
1946年，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中国人口总数约为2000人。
在1948年，颁布的新的移民政策允许入境和临时居留，以免除华人移民限制的形式。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中国内战正在打乱许多巴新华人与中国的联系;即使在1949年以后，虽然当地华人能够重新与中国的亲戚接触，但由于澳大利亚与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之间的外交关系不够，他们觉得很难去拜访或送孩子去中国。
1966年的人口普查发现共有华人566人（巴布亚有64男，17女，新几内亚有297男，188女），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当地男子继续前往香港寻找华人妇女结婚，然后将他们带回巴布亚新几内亚。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澳大利亚政府给予华人社区澳大利亚公民身份的选择; 这一决定标志着澳大利亚政府白澳政策开始松动。
1975年独立后，巴布亚新几内亚大部分华人选择离开前往澳大利亚。然而，他们的数字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由新来者再次加强，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华人作为木材商人或贸易商来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当地货币贬值，其数量下降。不过，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许多新移民的到来，华人的人数继续增长，这些移民来自不仅仅是当地中国公司的雇员，也是独立贸易商。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之前，华人社群在地方行政当局没有任何作用;相反，他们的政治参与是针对中国的。国民党新几内亚分支为华人社群提供了事实上的领导。虽然中国内战以中共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结束，但大多数巴布亚新几内亚华人仍然是以台湾为基地的国民党和中华民国政府的支持者，直到20世纪60年代，当他们开始意识到国民党重新反攻中国大陆的计划是不可能实现的。不过，他们担心被当成共产主义者，导致他们至少保持对台湾的公众忠诚，县挂中华民国的旗帜，继续派代表前来台北国民议会，直到1972年澳大利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独立后，一些持有巴布亚新几内亚国籍的华人参与当地政治，主要是为主要政治家的筹款人或中间人。少数人特别是混血儿，在政府中占有突出位置;最著名的例子是前总理朱利叶斯爵士(陈仲民)。
由于外国人获得工作许可证时受部门官僚主义和拖延，许多公司非法从中国引进了工人，据估计，每周有多达300名没有适当的文件中国人到达。
华人移民在1910年代后期和1920年代初期在拉包尔成立了宗亲会和同乡会，相比之下，莫尔斯比港由于华人社区的多样性和历史悠久，缺乏这样的内在联系。当地华人在六十年代形成了一个社会俱乐部，国泰俱乐部，一些新的中国移民也加入了。他们通常为其成员组织体育运动和游戏。
在拉巴尔，有两所中文学校，由中国专门聘用的教师建立起来，每个都有一个基督教教派。华侨学校于1922年由卫理公会传教士的支持下成立，而圣特雷莎的养正学校则由天主教会支持，两年后由华人社区领导成立。中文学校也在马当和卡维恩出现，许多家庭也把孩子送回中国深造，但由于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这种做法就结束了，战后也没有恢复。社会上最富有的成员也把孩子送到澳大利亚进修。
20世纪50年代，澳大利亚政府的补贴允许来自新几内亚的越来越多的华人参加澳大利亚大学。他们的主要目的地是昆士兰州和新南威尔士州。
大多数早期的华人移民都可追溯到中国南部沿海地区，特别是广东省，粤语四邑方言成为其中的通用语，虽然其他人讲粤语广府话或客家话的各种方言。结果，许多年轻华人已经忘记了这种语言，或者从来没有学过。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许多中国家庭雇用了土著妇女作为保姆，然后他们向孩子们教巴布亚皮钦语。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大多数华人至少名义上是基督徒。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天主教和卫理公会教会一直在拉巴尔开展工作。相比之下，巴布亚新几内亚只有一座佛教寺庙，位于摩尔斯比港的曼珠精舍，由马来西亚华人侨民成立，目前由台湾佛光山经营；他们一般用官话讲道。
由于性别不平衡，华人男性与土著妇女的混婚长期以来一直是巴布亚新几内亚华人社会的常态。这种婚姻的后代如果在土著社区里被带出来并且学习了中文，往往被接受为中国人。但与此同时，华人社会倾向于将土著人民视为“野蛮人”; 在独立之前，华人处于种族层级的中间阶层，被白人歧视，但同样如此对待土著人民; 独立后，他们反而强调他们有与本国人相同的政治权力。
即使在华人社区，不同移民群体之间也存在紧张关系。当地华人特别谴责中国内地新移民扰乱华人和土著之间和平与种族间的民族关系。 特别是中国内地移民的活动，不仅在土著人民中，而且在东南亚地区的华人和华人外籍人士中也获得了不好的声誉，后者将它们视为“骗子”。中国内地新移民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境内非法开店的做法，如低端酒店和零售业务; 这些使他们与当地人直接经济竞争。例如2007年9月，巴布亚新几内亚第三大城市芒特哈根发生反华暴动，中国仓库成为纵火人士和武装劫匪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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