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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纳文明区（英语：Bactria–Margiana Archaeological Complex，简称BMAC）又称阿克瑟斯文明（英语：Oxus civilization），是现代考古学对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1700年一个中亚青铜时代文明的命名[1][2]。该文明体位于现今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北部、伊朗东北部、乌兹别克南部及塔吉克斯坦西部，以阿姆河（又称阿克瑟斯）为核心。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纳文明体的遗址是由苏联考古学家维克托·萨瑞阿尼迪（Viktor Sarianidi）在1976年发现，并予以命名[3]。巴克特里亚是巴克特拉地区（今巴尔赫）的希腊语名称，位于现今阿富汗北部，而马尔吉亚纳则是马尔古（Margu）的希腊语名称，即是今土库曼斯坦梅尔夫一带[4]。
1970年代往后，萨瑞阿尼迪在各个遗址上发现了大量被围墙和闸门保护的纪念建筑物。在苏联解体前，关于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纳文明体的报告大部分都局限在苏联的刊物里，在1990年代萨瑞阿尼迪的作品开始被翻译成各种语言之前，西方对于这个发现可以说是一无所知[4]。
在科佩特山脉水源丰富的北麓上发现的考古证据表明该处曾经是新石器时代人类的聚居地。在杰顿，泥砖屋已在公元前6000年出现，该处的农民饲养驯化的山羊和绵羊，种植小麦和大麦，这些动物和农作物全部都是源自西南亚[5]。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查基里特佩，农民大量种植适合在干旱环境灌溉的作物，如冬小麦，这种作物在红铜时代（即前4300年—前3200年）相当普遍[6]。
在红铜时代，这个地区的人口滋长。1946年，瓦迪姆·米哈伊洛维奇·马森领导对土库曼斯坦南部的一次考古发现当时人们从伊朗中部迁至此处的迹象，将冶金技术和其他的发明带到这里，迁入的人们很快便融入杰顿的原居民[7]。与此相比，2010年对莫朱克里特佩的一次考古却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与红铜时代初期之间出现了骤变[8]。
红铜时代的聚居地在卡拉特佩和那摩扎特佩涌现，阿瑙、达殊里吉及耶斯特佩也有较小型的聚居地，东至吉奥克修尔地区也有类似的聚居地。约公元前3500年，在一向统一的文化当中，陶器制造开始出现了两种不同的风格：西方（阿瑙、卡拉特佩及那摩扎特佩）色彩鲜艳的风格及东方（阿尔丁特佩及吉奥克修尔）的朴素风格，这反映出两个部落的形成。到公元前3000年，吉奥克修尔的居民迁往穆尔加布河三角洲，并在该处组成了细小、散落的村落，甚至在更东面的中亚河中地区泽拉夫善河谷亦见其踪影，朴素的陶器在这两个地区较为流行。在中亚河中地区，他们在片治肯特附近的萨拉子目定居，伊朗东南部的沙赫尔苏克泰赫（Shahr-i Shōkhta）也发现了阿尔丁特佩及吉奥克修尔风格的陶器，因此可知伊朗、土库曼斯坦及阿富汗都散落着一些农村[7]。
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纳文明体的居民不是游牧民族，他们灌溉种植小麦和大麦。他们宏伟的物质文化诸如纪念建筑物、青铜制品、制陶及次等的珠宝展示了这个文明的特征。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纳文明体可以与阿富汗西部的赫尔曼德、伊朗东部的沙赫尔苏克泰赫及印度河谷的哈拉帕和摩汉乔达罗文明作出比较[9]。
萨瑞阿尼迪将哥诺尔视为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纳文明体在青铜时代的首都。位于哥诺尔北部的宫廷面积达150米乘140米、托戈洛克的圣殿面积达140米乘100米、克勒里的堡垒面积达125米乘125米、阿吉一个地方统治者的宅邸面积达25米乘25米，这些巨大的建筑物都已经被发掘出来。它们全部都有围墙、闸门及扶壁的保护，至于如何将建筑物归类为宫廷或圣殿则仍未得到确切的答案[10]。学者马洛里指出，哥诺尔及托戈洛克等地的防御性建筑物类似一种名为加拉的要塞，要塞的形状或呈圆形或呈长方形，三面都有围墙包围，要塞内有民居、工坊及圣殿[11]。
在吉奥克修尔还发现了大规模的灌溉系统[7]。
在阿尔丁特佩发现的两轮推车原型是中亚有轮运输最早的完整证据，来自公元前3000年，车轮的原型可能来自更早期。从挽具的种类推断，推车最初由阉牛或公牛推动，但骆驼在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纳文明体被广泛地驯养。在阿尔丁特佩还发现了由骆驼拖行的推车原型[12]。
2000年在土库曼斯坦阿瑙发现的细小石头印章印上了几何图案，使一些人认为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纳文明体已发展出文字，因此也可以被视为文化文明。印章上五个醒目的标记类似中国的印章文字，但是中国的印章文字始自公元前220年的秦代，而阿瑙的印章图案则来自公元前2300年。唯一与阿瑙的印章图案相符的是来自泥雅（今民丰县）的一个印章，其形状几乎完全一致，因此该印章被认为是来自西汉[13]。
一些来自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纳文明体的物料在印度河流域文明、伊朗高原及波斯湾被发现[10]。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纳文明体遗迹的发现为贸易和文化的交流提供了更多的证据，包括在哥诺尔发现的一个埃兰式圆筒印章及一个刻有一只大象和印度文字的印章[14]。阿尔丁特佩与印度河流域之间的关系似乎比较强。阿富汗北部阿姆河河岸的肖土盖可能是一个贸易站[7]。
公元前2000年，有证据指出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纳文明体与北面的欧亚草原的接触加强。汇入咸海的阿姆河河水被人们用来灌溉农作物，与安德罗诺沃文化的游牧民族相似。有人推测这些民族在与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纳文明体接触后转而从事农耕。每个村落都发展出各自的陶器和物件，受安德罗诺沃文化影响的陶器在巴克特里亚及马尔吉亚纳被广泛使用。在塔吉克斯坦的高地上，库尔干以陶土制造的墓地结合了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纳文明体及安德罗诺沃文化的元素[15]。
语言学家迈克尔·威策尔（Michael Witzel）和亚历山大·卢波斯基指出，原始印度-伊朗语的一种语支貌似是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纳文明体的原始语言[16][17][18] 。卢波斯基进一步指出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纳文明体所用的许多词语借用了印度-雅利安语支的语言，因此它可能是吠陀梵语的语支。一些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纳文明体的词汇同样可在吐火罗语里找到。迈克尔·威策尔又指出这些借用词包括农业、村落、村庄生活、动植物、仪式和宗教的相关用语，证明了印伊语使用者的文化互渗[19]。
为了寻找与印欧人相关的事物，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纳文明体也吸引了这些人的注意，印欧语系族人是原始印欧人的分支。萨瑞阿尼迪认为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纳文明体是印欧人的文明，并形容这是伊朗东南部人类迁移的结果。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纳的用具可在苏萨、沙赫达德及泰佩叶海亚找得到，但学者兰贝格-卡尔洛夫斯基不认为这可以证明文明体是源自伊朗东南部，“类似的用具也可以在伊朗高原及阿拉伯半岛的各个遗址里找到”[10]。
西方考古学家倾向于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纳文明体是新石器时代近东农民组成的文明，后来却受到安德罗诺沃印欧人的渗透，他们在这里发展出一种混合的文化，然后向南迁移至印度次大陆[15]。考古学家詹姆斯·帕特里克·马洛里（James Patrick Mallory） 称：
| “ | 有人认为印欧人是从南部的伊朗草原移入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纳，那么他们的草原文化必然会产生转变。典型的草原陶器在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纳的遗址被发现，同样的陶器也在伊朗、阿富汗、印度和巴基斯坦找到，这意味着他们在吸纳了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纳文化之后的去向[20]。 | ” |
不过，拉尔等著名的考古学家却对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纳文明体与印欧人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质疑[21]。
其他的考古学家认为由于缺乏文献记录，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纳文明体的种族和语族都难以单从物质证据去定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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