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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津巴布韦（英语：Great Zimbabwe）是非洲南部国家津巴布韦共和国的一座遗迹城市，也是该国名称的由来。此地在12世纪至15世纪间，曾由当地的原住民绍纳人发展出高度的文明。大津巴布韦遗址的石墙结构，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规模最大的史前人造结构。在大津巴布韦鼎盛时期，居民约有2万人，为一处贸易集散地，此地的商人与非洲内陆、印度洋沿岸地区进行贸易，贸易路线更由印度洋沿岸延伸到阿拉伯和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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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关于何人为大津巴布韦的兴建者陷入争议，一派认为是来自中东的白人后裔（如腓尼基人），一派则认为是当地黑人原住民绍纳人。后来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指向于后者，但此地白人殖民者仍试图延续其腓尼基人建造的说法。这种想法在1965年罗德西亚单方面宣布独立后变本加厉，白人执政者试图阻止任何关于大津巴布韦是黑人原住民建造的信息；然而当地的黑人民族主义者也察觉了大津巴布韦的价值，纷纷借此宣扬民族自决的理念，大津巴布韦遂成为政治宣传工具。随着1980年津巴布韦共和国成立，大津巴布韦被视为津巴布韦民族意识觉醒、历史文化传承的重要象征。民族运动者将大津巴布韦“圣域”化，除了将此遗迹的名称作为国名，其图像更出现在津巴布韦货币、邮票和国徽之上；遗迹中找到的重要文物津巴布韦鸟的图像出现在津巴布韦国旗与国徽上，以此作为津巴布韦人引以自豪的象征。
198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大津巴布韦列为世界遗产后，对大津巴布韦的关注由当地人扩展至世界各地。世界遗产委员会指出，大津巴布韦具有独特的建筑结构，对津巴布韦共和国与其人民具有深远的历史与民族意义，大津巴布韦遗迹是绍纳人过去曾在此地创建高度文明王国的证明。对于考古研究者而言，大津巴布韦可提供撒哈拉沙漠以南班图语支各民族文化研究的重要文物资料。对于当地居民而言，大津巴布韦除了历史意义之外，仍持续具备宗教功能。至今在遗址中仍持续举行各种宗教仪式，如祈雨和其他祈福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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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津巴布韦在津巴布韦东南部的马斯温戈省，在首都哈拉雷南方约240公里处；位于该省首府马斯温戈东南方约27公里。大津巴布韦所在地位于津巴布韦中部高原的南侧地区，当地海拔约为1,100—1,200米，有许多山丘与溪流[1]:124；地质以花岗岩为主。气候依据柯本气候分类法为副热带湿润气候[2]，年雨量为700—800毫米，降雨集中于10月至隔年4月[3]。气候温和，各月份平均温度在20.8至26.1°C之间，通常10月最热，最高均温为29.2°C；7月最冷，最低均温为5.4°C。植被相对茂密，适合农耕与畜牧[4]:16-17。
大津巴布韦遗址占地722公顷，区内在凸起的山丘顶端有一座堡垒，此地区称为山丘遗址（The Hill Ruins），山丘遗址南方有一座大围场（The Great Enclosure），山丘遗址与大围场间有一座略为凹下的山谷，有一些散落的遗迹，称山谷遗址（The Valley Ruins）。遗迹的西边有一些现代化设施，包括酒店、露营地、博物馆、纪念品商店与旅客中心。[5]
大津巴布韦名称的由来有两种说法：一为绍纳语支的卡兰加语“dzimba-dza-mabwe”，意即石头大房子，或石头大宫殿，说卡兰加语的绍纳人在城市形成时已定居于此地[6][7]；另一种说法为绍纳语支的泽祖鲁（Zezuru）语“dzimba-hwe”，意即尊贵的房子，此名称也代指酋长的墓地或房子[8]:13。
考古学家将人类在大津巴布韦活动的历史分为五个时期，第1时期约为公元4世纪至7世纪，之后该地区被废弃；第2时期约为1150年至1220年；第3时期约为1220年至1275年；第4时期约为1275年至1450年；第5时期为15世纪末期，大津巴布韦聚落被住民遗弃，该地成为遗迹。[9]
大津巴布韦最早是一个从事农牧的小聚落，推测建立于4世纪[10]:159。第1时期可再分为两个阶段：1a和1b时期。1a时期该地区居住的是农耕和游牧民族；1b时期约在7世纪，此时当地的住民称为“兹佐文化”（Zhizo Culture）[注 1][12]:259-260。
第2时期约为1150年至1220年，早期的绍纳人在此地区定居。此时期的遗迹是在石墙底下的地层发现，显示该时期尚未建筑石墙。11世纪在周围地区发现金矿，至12世纪该地成为黄金交易中心。绍纳人统治者从黄金贸易累积财富，遂雇佣一支军队以保护他的产业，在13世纪初期开始在此地建造石墙，之后进入第3时期。[12]:259-260
第3时期为津巴布韦王国前期，年代约为1220年至1275年，此时期的文化仍受到年代稍早的马蓬古布韦王国的影响；第4时期约为1275年至1450年，此时是津巴布韦王国的全盛期，王国的疆界北至赞比西河，南至林波波河，西至卡拉哈里沙漠的边缘，东至东部的山脉。此时王国的首都大津巴布韦成为一个非常繁荣的城市，由于人口快速增加，城市规模已扩及周边的山谷。约1450年之后进入第5时期，在约1450年至1550年期间，大量居民离开此地，大津巴布韦逐渐被废弃。历史学家对于大津巴布韦逐渐没落的原因尚无定论，一派说法是当时此地的农业生产已无法支持人口的成长；另一种说法是黄金贸易的路线改为沿着赞比西河运输，该城市失去了其在黄金贸易中的重要性。[12][13]
在大津巴布韦没落后，在津巴布韦其他地区建立的布图阿王国、姆韦尼·马塔帕王国延续津巴布韦王国的文化，他们使用与大津巴布韦类似的建筑和陶器风格，而大津巴布韦附近仍有小部分的人住在此地，19世纪时大津巴布韦附近仍有一个绍纳人的村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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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提到大津巴布韦的欧洲人为葡萄牙人迪奥戈·德·阿尔卡索瓦（Diogo de Alcáçova），他在1506年写给葡萄牙国王若昂三世的信，提到当时由姆韦尼·马塔帕王国统治的大津巴布韦，他描述了这座城的石墙建筑[14]:61-69。之后葡萄牙人杜阿特·巴博萨在他1514年的著作中也描写了大津巴布韦，他称此地名为“Zimbaoche”，由异教徒贝内莫塔帕（Benemotapa）国王统治[15]。
葡萄牙航海家若昂·德·巴罗斯在其1552年发表的作品《亚洲》中提到大津巴布韦。他本人没来过这里，但在莫桑比克的港口城市听说内陆有一座石造宫殿的故事。巴罗斯将他听到的故事与传说中示巴女王统治的城市阿克苏姆链接在一起，认为此地就是示巴女王为所罗门王带来黄金的地方——俄斐[16]。大津巴布韦与所罗门王有关的传说很可能是源于阿拉伯人，他们想控制贸易路线，并试图透过该地区与所罗门王的联系，来强化他们的统治地位，因为所罗门王对穆斯林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人物[17]。
在内陆地区有座黄金城的传说延续几个世纪，1867年，德裔美国人亚当·兰德在其大狩猎旅程中无意间发现了这一座被遗弃多时的中世纪城市，学术界认为他是第一个来到此地的白人，不过兰德并未探索此遗迹[18]。1871年，德国人卡尔·毛奇开始探险大津巴布韦，他在当年9月由一名绍纳人作为向导，来到大津巴布韦废墟。毛奇在此地发现皂石和铁制的手工艺品，由此推断出白人曾经在此地生活过。他当时从一处过梁取下一些木头，认为这些木材是由腓尼基人带来的黎巴嫩雪松所制成[16]。英国人托马斯·贝恩斯是第一个将大津巴布韦绘入地图的人。他在1873年绘制的非洲南部地图中，将此地标示为“传说中示巴女王的王国”，这也引发了作家亨利·莱特·哈葛德的灵感，他在1885年出版小说《所罗门王的宝藏》，这本小说在发行后广受各界好评[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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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奇推断白人曾经在此地生活的想法引起了英裔南非商人与政治家塞西尔·罗兹的兴趣，他创立的不列颠南非公司（BSAC）在1890年占领了大津巴布韦北方的中马绍纳兰。罗兹资助考古挖掘工作，由詹姆斯·西奥多·本特负责[16]。除了罗兹之外，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和不列颠科学协会也资助挖掘工作[19]。本特在调查后，同意部分过去的观点，认为该城市是由来自中东地区，类似腓尼基人的人种所建造，但没有提到与示巴女王的关系，他认为有些结构的造型类似菲勒斯，可以导向此遗迹是由腓尼基人建造[16]。本特在调查过程中察觉此地的文物价值，成立“罗德西亚古遗址公司”，获得BSAC授予开发此处遗址的特许权[19]。罗德西亚古遗址公司雇用的英国籍记者理查·尼克林·霍尔（Richard Nicklin Hall）在1902年出版了《罗德西亚的古代遗迹》（The ancient ruins of Rhodesia）一书，将大津巴布韦的历史分为几个阶段：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100年为示巴王国时期，而后接续腓尼基人时期，之后是一个过渡时期，最终成为当时的衰落时期。随后BSAC任命霍尔为大津巴布韦遗址的的馆长，以保护该建筑，但霍尔在未获BSAC授权下进行开挖，此次挖掘破坏了大津巴布韦的许多结构，一位考古学家后来称这是他所见过的最可怕的挖掘工作。之后霍尔被BSAC解雇，但他在1905年仍出版了《大津巴布韦》[注 2]一书[4]:29。
由于先前霍尔挖掘工作受到恶评，不列颠科学协会重新资助一项新的研究案。考古学家弗林德斯·皮特里爵士与他的学生大卫·蓝道尔-麦希沃特被任命为调查工作的负责人[19]。1906年，蓝道尔-麦希沃特指出，该地区的居民具有绍纳人的血统，大津巴布韦是由绍纳人所建立的[21]:133。此研究结论受到当地欧洲裔居民强烈反对，霍尔声称蓝道尔-麦希沃特对非洲没有真正的了解。一种说法指出当地欧洲移民不想承认大津巴布韦的真正起源，他们认为自己有权利对津巴布韦进行殖民统治，因此要建立远古时期腓尼基人已经统治此地区的印象[4]:28。
由于先前的研究结果产生争议，不列颠科学协会在1929年资助了第三次研究，由考古学家格特鲁德·卡顿·汤普森负责，后来得出的结论与蓝道尔-麦希沃特相同，即大津巴布韦是由绍纳人所建立，但她认为建造者受到了非洲以外地区很大的影响[21]:133。汤普森的观点受到科学界普遍接受，如亨利·步日耶指出，这个问题已经得到了彻底解决。在汤普森之后，已经较少对于大津巴布韦起源的调查。1958年罗杰·苏默斯以放射性碳定年法确定该遗迹的年代，之后的研究着重在着重在建筑结构的考古研究[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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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蓝道尔-麦希沃特提出论点之后，虽然越来越多的科学证据显示大津巴布韦的建造者为黑人原住民，但白人统治者仍试图延续其是由腓尼基人建造的说法，这种想法在1965年伊恩·史密斯片面宣布罗德西亚独立后变本加厉。罗德西亚执政党罗德西亚阵线控制了所有的出版物，并试图阻止任何关于大津巴布韦的是黑人原住民建造的信息传播。1971年，当地考古学家彼得·加莱克因研究大津巴布韦，并导向是由原住民绍纳人建造，非外来的文明，之后被迫离乡背井、远赴尼日利亚[21]:134。然而，当地的黑人民族主义者也察觉了大津巴布韦的“价值”，与罗德西亚白人政府对抗的两个政治势力都以它命名，分别为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4]:32-33。
在1964—1979年的罗德西亚内战期间，该国大部分考古遗址都无人看管。津巴布韦共和国于1980年建国时，其国名就是来自大津巴布韦。新成立的政府将大津巴布韦视为民族自豪感的来源，以及吸引观光客的地点，并试图塑造非洲民族主义，将大津巴布韦视为国家象征，之后大津巴布韦的图像出现在货币、邮票和国徽之上；大津巴布韦遗址内找到的重要文物津巴布韦鸟的图像出现在津巴布韦国旗与国徽上。[4]:32-33
自津巴布韦共和国成立之后，并没有对于大津巴布韦地区进行广泛而有系统的调查。然而，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86年将大津巴布韦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此历史遗迹成为国际性的保护对象[22]。在1990年代，一些对于住在南部非洲班图语支伦巴人的研究指出，他们具有闪米特人的血统。一些学者认为，此发现可支持大津巴布韦的建造有受到闪米特人文化的影响[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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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津巴布韦的主要建筑材料是花岗岩，其主要成分为黑云母。另外，还有使用辉绿岩、铁矿石、木材和粘土等材料。石材是在附近开采后，再裁切成合适的大小，堆砌墙壁没有使用砂浆黏合，而是以干砌石墙的工法堆栈而成。石墙依照用途有2种分类，一种为独立墙、另一种为消除地面高低差异的护土墙。独立墙通常有两个立面，墙内部石块的大小与形状并不规则，但立面会经过仔细修饰使其成平整。护土墙只有一个立面，里面的石块比独立墙更不规则，在石块之间填充土壤结构更密实。[4]:22
现存大津巴布韦遗址可分为山丘遗址、大围场，以及山谷遗址三个区域。[22]
山丘遗址（The Hill Ruins）于一处陡峭的山脊上，北面与东面有密集且散乱的巨型岩石堆，人员不易通过；南面山丘顶端与底部落差约80米，在靠近顶端处，有落差约30米、近乎垂直的岩壁；仅有西面地势较为平缓。此遗址沿着地势修建巨大的围墙，特别是西面。西面的围墙平均高度为7.9米，厚5米，并设有4座塔楼。遗址西侧有道路可以从山底登上顶端。围墙内为东西长约100米、南北长约45米，形状略呈椭圆形的区域[4]:19-21。此区域可再分为两部分。西半部推测为大津巴布韦统治者居住的地方，东半部推测为举行宗教仪式的圣所，重要文物津巴布韦鸟石雕有6座在此处发现[24]。
山丘遗址西面的入口
山丘遗址西南侧的围墙
由南侧望向位于山丘顶端的遗址
西面围墙内的塔楼
大津巴布韦—山丘遗址
大围场（The Great Enclosure）在山丘遗址南方约500米处，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规模最大的史前人造结构。此结构为一道高耸的围墙，围绕的区域为椭圆形，椭圆的长轴为西北—东南方向，长约80米；椭圆的短轴为东北—西南方向，长约55米。外墙周长约252米，墙高约11米，底端厚约6米，顶端厚约4米，靠近墙顶有一整排人字体的装饰图案。估计此围墙使用约100万块石块堆砌而成，材料为切割成适当大小的花岗岩。大围场有3个出入口，均在北侧与西北侧。[4]:19-21
大围场内部，东面与南面另有一道较矮的围墙与外墙平行，两者相距约0.8米，形成长超过70米的狭窄通道。围墙内有一座圆锥形、实心的塔状结构，以及多间住所，地面上设有排水沟。圆锥形塔状结构以石头建造，高度约10米，底端直径约5米，往上逐渐缩小，至顶端直径约2米，此结构的用途目前仍是个谜。另外，围墙内有多间居所，建材为花岗石砂子和黏土混合，当地人称为“daga”的材料制成的砖块。这些居所一般有一个厨房、两个房间和一个庭院。[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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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观大围场
大围场的门
大围场的门上的木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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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锥形的塔状结构，用途目前仍是个谜
大津巴布韦—大围场
在山丘遗址与大围场间是一个山谷，散布许多较小的围墙遗迹，称为山谷遗址（The Valley Ruins）。现今大约有50个围墙遗迹，每一个遗迹过去可能是一个住宅。这些住宅间有一些通道，有通道往山丘遗址与大围场。这些遗迹的共通特点为均是砖造建筑，以干砌石墙让建筑达到隔热效果，并结合了人字形和方格的装饰。[22]
在大津巴布韦发现最著名的文物为津巴布韦鸟石雕，共有8座，其中6座于山丘遗址东半部发现，其他2座在遗迹的其他地方发现[25]。石雕以云母片岩或皂石为材料，高度介于28至43厘米之间，鸟石雕的下方有1至2米的柱子与其连在一起。石雕的精细度不一，可能由不同的工匠所制作[26]。津巴布韦鸟的确切意义仍然未知，有学者认为可能是王室权威的象征，或是代表大津巴布韦统治者的祖先[25]。8座津巴布韦鸟石雕从1889年起，陆续被威利·波塞尔特（Willi Posselt）、詹姆斯·西奥多·本特、理查·尼克林·霍尔（Richard Nicklin Hall）3人拆下，并转卖至各地[26]。20世纪后期，收藏这些津巴布韦鸟石雕的国家受到压力，陆续将这些石雕归还给津巴布韦。目前8座中的7座已归还津巴布韦，收藏于大津巴布韦遗址博物馆内；另外1座为塞西尔·罗兹的收藏品，罗兹去世后将其捐给南非政府[27]，但实物现仍放在罗兹位于开普敦的故宅内[28]，津巴布韦政府打算要追讨该石雕，但因产权的归属情况复杂而尚未能够实现[27]。
另外在大津巴布韦遗址发现许多陶瓷碎片。这些陶瓷分属不同的年代：第1类为4世纪到7世纪、第2类为12世纪中叶至13世纪初、第3类为13世纪中、第4类为13世纪末至16世纪中叶。前3类仅在山丘遗址内发现。另外，该地区发现了许多金属加工的证据，除了冶炼炉、容器、炉渣外，还发现了各种金属工具，如凿子、刀、矛、斧、锄头、箭头等。有许多铜制用于装饰用的的小珠子或薄板。另外有来自阿拉伯、中国等地的玻璃珠和陶瓷。[9]
大津巴布韦文明并未留下文字纪录，其仅能由遗迹调查推测当时的社会背景与生活方式。根据2017年沙德雷克·奇里库等人的研究，大津巴布韦在鼎盛时期人口约有2万人，集中于约2.9平方公里范围内[29]。当地居民从事畜牧与农耕。他们畜养牛、山羊和绵羊等家畜；种植高粱、小米、豆类等作物。该地区也发现了铁、铜、青铜和黄金冶炼的证据，各种工具由铁制成，而铜、青铜和黄金主要用于装饰品和统治者的珠宝[30]。
大津巴布韦的住民分成不同的阶级。统治者家族先是住在山上的堡垒中，后来再扩及山下的大围场内。贵族与官员住在山谷内的房屋中，其他人则住在周边地区。[31]
大津巴布韦过去为一处贸易集散地，此地的商人与非洲内陆、印度洋沿岸地区进行贸易[10]:161。而贸易路线更由印度洋沿岸延伸到阿拉伯、印度和中国[32]:7-9。从沿海进口的物品包括铁器、铜器、金器、武器、陶瓷、布料、盐、玻璃珠等，来自非洲内陆地区的物品包括黄金、铜、铁、奴隶、象牙等。在大津巴布韦一处废墟中发现大量外来物品，显示此处可能为商人的据点。这些外来物品包括金丝、铁勺、灯台、铜盒、戒指、珊瑚、海螺壳和几百颗玻璃珠[9]。大津巴布韦主要透过位于今日莫桑比克的港口索法拉联系印度洋沿岸的其他地区，包括基尔瓦基斯瓦尼、马林迪等，再转运至阿拉伯、印度与中国[10]:161。
大津巴布韦也是宗教中心，山丘遗址内的宗教场所被视为圣所，信仰的主神为“姆瓦里”，掌管降雨、农作物生长与疫病。该地区宜于农牧被认为姆瓦里的恩赐。大津巴布韦被废弃前，此地一直是宗教中心。即使在废弃后，废墟中的宗教场所仍被持续用为祈雨仪式场地。[33]
大津巴布韦遗迹最大威胁是不受控制的植被。虽然一些植物的生长可能会增加遗迹的美观，但会大树的树根造成建筑的损坏，而茂密的植被使得遗迹的某些地区无法进入，更有可能增加发生丛林大火的风险。另一方面，人类与动物的活动也会影响大津巴布韦遗迹。例如游客会在遗迹上面行走，甚至攀登至墙壁上，一些动物如狒狒和猴子也会有同样的行为。[4]:40-42
大津巴布韦遗迹的保护由津巴布韦共和国内政与文化遗产部（Ministry of Home Affairs and Cultural Heritage）辖下的津巴布韦国家博物馆与纪念建筑物（National Museums and Monuments of Zimbabwe，NMMZ）负责，1976年“国家博物馆和纪念建筑物法”提供遗迹法律保护[22]。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自1981年以来一直致力推动大津巴布韦的保护工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派出两个研究小组，对于大津巴布韦遗迹的现况进行调查，并拟定大津巴布韦保护项目。而后该项目扩大至NMMZ管理的各考古遗址，是津巴布韦第一份综合性遗产保护项目[4]:35-36。
大津巴布韦是津巴布韦主要旅游目的地之一，在1990年代每年约有10万人到访，1998年7月至1999年6月期间更有15.3万人到访。21世纪开始的津巴布韦的政治和经济危机影响旅游业的发展，2008年仅有1.5万人访问。随着该国政治与经济环境略有改善，大津巴布韦访问人数回升，2018年达7.8万人[34]。但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重创津巴布韦旅游业，在疫情后旅客人数则呈现缓慢恢复[35]。
大津巴布韦遗址西侧设有露营地、酒店，博物馆、纪念品商店与旅客中心，该处还有一处专门保护大津巴布韦遗迹的保护中心。[5]:8-9
津巴布韦国旗，左侧红星上的图像为津巴布韦鸟
津巴布韦国徽，中央绿色盾牌上的图像为大津巴布韦遗址，上方红星上的图像为津巴布韦鸟
大津巴布韦对于津巴布韦人民族意识的形成具有重大意义，此处提供现代津巴布韦人民与祖先的联系，并记录历史上津巴布韦曾经存在的高度文明。1960年代津巴布韦民族主义兴起，伴随着对于传统历史文化的觉醒，与本土宗教的复兴。民族主义者指称，共同的历史记忆将不同来历、不同背景的津巴布韦人民团结在一起，大津巴布韦成为最有力的国家象征。[4]:34
在津巴布韦独立战争中，民族运动者以大津巴布韦为标志。1980年津巴布韦共和国成立后，大津巴布韦遗迹的图像出现在津巴布韦货币、邮票和国徽之上，津巴布韦鸟的图像出现在津巴布韦国旗与国徽上。民族运动者将大津巴布韦圣域化，作为津巴布韦人引以自豪的象征。[36]
198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大津巴布韦列为世界遗产后，对于大津巴布韦的关注由当地人扩展至世界各地。世界遗产委员会指出，大津巴布韦具有独特的建筑结构，对津巴布韦共和国与人民具有深远的历史与民族意义，大津巴布韦遗迹是绍纳人过去曾在此地创建高度文明王国的证明。[22]
对于考古研究者而言，大津巴布韦可提供撒哈拉沙漠以南班图语支各民族文化研究的重要文物资料。对于当地居民而言，大津巴布韦除了历史意义之外，仍持续具备宗教功能。至今山丘遗址中的圣所仍持续举行各种宗教仪式，如祈雨和其他祈福仪式。[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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