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天主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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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天主教会（英语：Catholic Church in Indonesia；印尼语：Gereja Katolik di Indonesia）是全球天主教会中的一个组员，位于梵蒂冈的教宗是其精神领导。天主教是印尼政府核准的6种宗教之1，其他5种是伊斯兰教、新教、印度教、佛教和印尼孔教。根据2018年的官方数据，天主教徒占印尼总人口的3.12%。[1]天主教徒的人数超过830万。印尼的主要宗教是伊斯兰教，但天主教是该国某些地区的主要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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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天主教会拥有10个总教区（archdiocese）和27个教区，全部都是印尼天主教主教会议 (简称KWI)[2]的成员，主教会议由枢机总主教苏哈犹所领导。印尼天主教会中有几个活跃的修会，包括耶稣会、耶稣圣心传教会 (简称MSC) 和圣言会。
16世纪时葡萄牙人为探索著名的摩鹿加群岛（有香料群岛之称）以取得香料，而把天主教带来此地。目前位于印尼最南端的努沙登加拉群岛的东努沙登加拉省是印尼唯一天主教徒占人口多数的省份，占比有55%。[3]在北苏门答腊省、西加里曼丹省、南苏拉威西省、马鲁古省（即摩鹿加省）和中爪哇省（特别是在马格朗县的慕蒂兰区及其周边地区），也有大量的天主教徒。
第一个抵达印尼的天主教传教团是在14世纪由意大利方济各会修士鄂多立克所领导。[4]在他撰写的《鄂多立克东游录》中，描写他于1318年至1330年间由教宗委命前往亚洲传播福音，曾造访过当今印尼的几个地方：苏门答腊岛、爪哇岛和婆罗洲的马辰。他在1318年从意大利北部帕多瓦出发，穿越黑海进入波斯，然后到达加尔各答、金奈（原名马德拉斯）和斯里兰卡。然后他前往尼科巴群岛和苏门答腊岛，再前往爪哇岛和马辰。
回意大利时，他改走陆路，经过越南、中国及丝路，在1330年回到欧洲。在他的东游录中，当时的爪哇是由信仰印度教-佛教的满者伯夷王国统治。这是个先驱的传教任务，为教会收集到一些关于亚洲的信息。当时该地区尚未有天主教信仰存在，大多数本地人所信仰的是印度教和佛教。
到16世纪，葡萄牙人驾船前往亚洲，并在1511年占领马六甲。他们来此地的目的是为寻找香料，但天主教传教士很快接踵而至，其中最著名的是1546-1547年在安汶、德那第（位于特尔纳特岛）和哈马黑拉岛工作的圣方济·沙勿略。道明会传教士也在索洛岛让许多当地人皈依天主教。后来葡萄牙人在1574年被逐出德那第，居住在摩鹿加群岛北部的许多天主教徒或是被杀害，或是皈依伊斯兰教。安汶在1605年被荷兰东印度公司（简称VOC）征服以及占领，当地的天主教徒被迫皈依新教。同样由天主教改信新教的情况也发生在美娜多（万鸦老）和桑义赫群岛。索洛岛在1613年也落入荷兰人之手，在索洛岛邻近的弗洛勒斯岛和帝汶虽然仍由葡萄牙人管理，但当地的天主教传教活动仍因此降低。[5]
赫尔曼·威廉·丹德尔斯在1808年接掌荷属东印度总督的职位时，天主教信仰重新被允许在当地自由进行，但这项措施主要针对其他欧洲籍的天主教徒，因为当时丹德尔斯听命于法兰西第一帝国的拿破仑一世。这种信仰自由在英国斯坦福·莱佛士占领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期间更为巩固。
从1835年起，天主教会隶属于荷属东印度政府，神职人员从殖民政府支领薪水，同时政府有权拒绝教职人员的任命。到1846年，天主教与殖民政府发生政策冲突，导致当局把殖民地的天主教神父，除其中一名之外，其余全部驱逐。到1848年，印尼殖民地只有4个中心拥有天主教堂。[5]
天主教宣教工作在19世纪下半叶重新积极进行，但仅集中在少数地区。弗洛勒斯岛的拉兰图卡是耶稣会士特别重要的传教区，因为荷属东印度政府于1859年与葡萄牙签订解决领土争端的条约，并保证天主教会传教的自由。位于苏门答腊的明古鲁和邦加、西婆罗洲和新几内亚以南的岛屿也很重要。天主教不得在其他地区进行传教工作。北苏门答腊省内陆的许多巴塔克人此时皈依天主教，但殖民政府禁止天主教在该省其他地区传教。在1898年，天主教开始在慕蒂兰区传教，直到1926年才栽培出第一位爪哇族神父。[5]
印尼独立后，荷兰人和其他欧洲人离开，但教会在当地社会稳步发展。苏卡诺总统在1965年下台之后，天主教等少数宗教追随者有相当高的增长。
葡萄牙探险家于1534年抵达摩鹿加群岛，目的是让当地人皈依天主教并取得群岛上特有的香料。西班牙人圣方济·沙勿略（耶稣会共同创始人）于1546年至1547年在群岛上宣教，并为安汶岛、德那第岛和摩罗泰岛的数千名原住民施洗，在当地奠定长久宣教的基础。他离开后，其他神父继续努力，到1560年代，群岛中（主要是在安汶）已有10,000名天主教徒；到1590年代人数增加到50,000到60,000人。葡萄牙道明会神父在索罗尔的传教活动中也取得某种程度的进展，据信在1590年代，当地葡萄牙和原住民天主教徒人口已达25,000人。[6]
荷兰航海商人科内利斯·德·豪特曼在1595年向东航行抵达今日的印尼，他是荷兰人往东方探险的先锋。虽然在商业上，这次航行算是失败，但已展示荷兰人具有往东方寻找香料的能力。荷兰东印度公司 (VOC) 在1602年成立。当时的荷兰与英国一样，具有一个坚定的新教徒掌权的政府，这种态度延伸至VOC。当时荷兰拥有很多的天主教徒，但他们的影响力不大。安汶在1605年被VOC征服和占领，天主教徒被迫皈依新教。同样由天主教改信新教的情况也发生在美娜多和桑义赫群岛。索洛岛在1613年也落入荷兰人之手，在索洛岛邻近的弗洛勒斯岛和帝汶虽然仍由葡萄牙人管理，但当地的天主教传教活动仍然因此而降低。[5]
VOC由荷兰调派新教神职人员以取代当地的天主教神父。当时许多天主教徒被迫皈依新教。有段时间，停留在VOC控制地区的天主教神父会受到死刑的威胁。1624年，在VOC派任的总督扬·彼得斯佐恩·库恩治理期间，耶稣会神父Egidius d'Abreu因为在狱中主持庆祝弥撒，而在巴达维亚城（今日的雅加达）遭到处决。[7]
创造现代越南语字母系统的法国耶稣会神父亚历山罗德被迫目睹他拥有的十字架和弥撒配件遭到焚毁，以及两名被定罪的小偷遭到绞刑处死的实况。亚历山罗德随后在1646年被逐离VOC所控制的地区。[8]
奥地利人约翰·加斯帕德·克拉茨（John Gaspard Cratz）由于协助在巴达维亚过境的天主教神父时，与荷属东印度行政人员意见不合，而被迫离开巴达维亚，移居澳门，并加入耶稣会。他于1737年在越南与另外两位天主教神父同时殉道。[8]
18世纪末，法国和英国及其各自盟国之间发生激烈的战争。荷兰被法国占领，丧失独立。VOC在1799年宣告破产而解散。1806年，拿破仑一世安排他弟弟，信奉天主教的路易·波拿巴登上荷兰王国的大位。
主要是因为路易·波拿巴是狂热的天主教徒，而对荷兰政局产生积极的影响，导致政府承认宗教自由。1807年5月8日，罗马教宗获得身为荷兰国王路易·波拿巴的许可，在巴达维亚建立东印度群岛宗座监牧区。
两名荷兰神父（神父Jacobus Nelissen和神父Lambertus Prinsen）于1808年4月4日抵达巴达维亚。 当天主教雅加达总教区于1826年成立时，Jacobus Nelissen成为第一任宗座监牧。
赫尔曼·威廉·丹德尔斯以荷属东印度总督的身份，取代VOC而治理印尼殖民地。当时虽然实施宗教自由的做法，但天主教的推广仍然困难。
当荷兰神父弗兰斯·范利特于1896年抵达中爪哇省马格朗县的慕蒂兰区后，天主教开始传播，但初期并不顺利。直到1904年，有卡利巴旺的四位爪哇族酋长到他住处，要求他提供教义问答教学法以学习天主教教义。在1904年12月15日，有178名爪哇族在慕蒂兰区的Semagung（靠近日惹）受洗。
范·利特还于1900年在慕蒂兰区建立一所名为“Normaalschool（师范学校）”训练教师的学校，并于1904年建立“Kweekschool（周日学校）”同样也为训练教师之用。到1918年，所有当地天主教学校都隶属于一个名为“Yayasan Kanisius（卡尼修斯基金会）”的学院管辖，这个学院教育出印尼本土的首任神父以及主教。到20世纪，天主教会在印尼迅速发展。
范·利特在1911年建立一“初级神学院（印尼语：Seminari Menengah）”。 在1911年至1914年期间，在校的6名学生中有3人在1926年至1928年期间成为耶稣会神职人员。他们是FX Satiman SJ、Adrianus Djajasepoetra 和阿尔伯特·苏几贾帕纳塔 。
阿尔伯特·苏几贾帕纳塔于1940年成为第一位印尼人主教，后来成为三宝垄总主教。
主教阿尔伯特·苏几贾帕纳塔与主教Willekens必须与日本占领者周旋，但他们设法让位于雅加达的圣卡罗斯医院（Saint Carolus Hospital）维持正常运作。当荷兰士兵在1948年12月20日（印尼独立战争时代）攻击三宝垄时，神父Sandjaja和修士Hermanus在蒙蒂兰附近一个名为Kembaran的村庄被杀。神父Sandjaja被印尼天主教徒封为烈士（但未正式封圣或经圣座批准）。
一些最著名的印尼民族英雄是天主教徒，包括阿古斯提纳斯·阿迪苏吉普托（他驾驶的战机在1947年印尼独立革命期间遭荷兰人击落而身亡，后来日惹国际机场被重新命名为阿迪苏吉普托国际机场）、Slamet Riyadi（1945年独立战争时与荷兰人作战身亡）和Yos Soedarso（印尼独立后，在1961年为夺取荷属新几内亚的战役中阵亡）。
第一位被任命为枢机主教的印尼人是贾斯提纳斯·达莫朱武诺，他在1967年6月29日就任。印尼主教曾参加1962年至1965年间所召开的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教宗保禄六世于1970年莅临印尼访问，随后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于1989年莅临印尼访问，参观的地方有雅加达、棉兰（北苏门答腊省）、日惹市（日惹特区）、中爪哇省的城市、毛梅雷（弗洛勒斯岛）和帝力（东帝汶省，此地后来独立为东帝汶民主共和国）。
雅加达总主教教区（印尼语：Keuskupan Agung Jakarta）的负责人是苏哈犹总主教。印尼唯一的枢机主教是儒略·达曼特马德。他参加过选举教宗本笃十六世的秘密会议。然而他以健康原因而未参加2013年选举教宗方济各的秘密会议。
苏卡诺总统在1965年下台后（参阅印尼1965年政权移转），特别是在爪哇岛和巴厘岛的印尼共产主义者和涉嫌者遭到整肃。在随后的动乱中，有数十万，甚至数百万平民被军队和自卫队杀害。[10]由于共产主义与无神论有关，从那时起，每个印尼公民都被要求接受当时5种官方认可的宗教中之一的信仰（即伊斯兰教、新教、天主教、印度教和佛教）。[11]
天主教和其他少数宗教的信徒在当时呈现巨大的增长，特别是在有多数印尼华人和爪哇族居住的地区。例如在2000年，雅加达有301,084名天主教徒，而在1960年仅有26,955人，增加达11倍，而在同一时期，雅加达的人口仅增加3倍（从2,800,000增加到8,347,000）。[11]这种增长也可能是原先居住在天主教徒集中地区的人增加移居首都的缘故。
特别是天主教徒人数的急剧增加，加上其他基督徒人数的增加，引发伊斯兰教徒的敌意和对“基督教化”作毫无根据的指控。[12]
1990年代后半和2000年代初也出现特别针对天主教徒，及一般基督徒的暴力行为。然而，前总统阿卜杜拉赫曼·瓦希德本人是印尼最大的穆斯林组织之一（伊斯兰教士联合会）的领导人，他在不同宗教团体之间所酝酿的反感间致力调和，完成几项贡献。
印尼统计局(BPS) 每隔10年会进行一次人口普查。2000年的可用数据中包含有201,241,999份调查回复。BPS估计人口普查中少调查的人数有460万人。BPS报告显示印尼人口中，有85.1%自认为穆斯林、9.2%自认为新教徒、3.5%自认为天主教徒、1.81%自认为印度教徒、0.84%自认为佛教徒和0.2%的“其他”（包括传统原住民信仰、其他基督教信仰和犹太教）。该国的宗教人口构成仍是一个充满政治色彩的问题；正如一些基督徒、印度教徒和其他少数信仰的成员认为，人口普查把非穆斯林的人口数目算少了。[16]而后BPS声称，如果把2000年未计入的460万人算在内的话，穆斯林在人口中的占比将是88.22%。[17]BPS在2018年再次进行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有86.7%的印尼人是穆斯林，10.72%是基督徒（其中7.6%新教徒，3.12%天主教徒）、1.74%印度教徒、0.77%佛教徒和0.07%的其他信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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