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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一辉（1883年4月3日—1937年8月19日），别名北辉次、北辉次郎，笔名外柔。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政治哲学家，被称为战前日本法西斯主义运动的理论导师，以鼓吹日本革命闻名，对日本法西斯主义运动的推展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他早年投身中国革命运动，是中国同盟会的正式会员。[1]
1883年4月3日，北一辉出生于日本新潟县佐渡郡凑町，佐渡郡是一个离岛，与新潟港隔海相望。北家世代以酿酒为业，父亲北庆太郎还做过镇长。[2]北一辉自幼为眼疾所苦，因此没有度过正常的学校生活。1897年，入读旧制佐渡中学校，次年跳级到三年级。1899年，为了治疗眼疾，到东京的帝大医院住院，即使是接受了当时的眼科权威医生河本重太郎的手术，病情也未能好转。1900年，常年为治疗眼疾而奔波的他没有通过跳级的考试，又因为家庭经济原因，十七岁时的北一辉离开了学校，开始了自学的生涯。文学青年的他向‘明星’杂志和当地的佐渡新闻投稿，宣传自由民权思想。[3]
1901年，共在新潟的眼科医院住院七个月，这段时间他对片山潜、幸德秋水和堺利彦的平民社的运动和社会民主党的成立产生了兴趣，开始了解社会主义思想。不料在一次散步中被树枝刺伤了右眼，父亲为筹措治疗费将后山卖掉，到东京帝大医院接受手术，但还是失明了。1903年，父亲去世。在当地的佐渡新闻发表有关日俄战争和国体论的评论文章，不过仅仅连载了两期就中止了。1904年夏，弟弟北昤吉考入了早稻田大学，他便和弟弟一起到早大旁听，并与幸德秋水等人结识。[4][3]
1906年5月，二十三岁的北一辉自费出版了《国体论与纯正社会主义》，这本书以社会主义的立场否定天皇主权的国体论。经济拮据的他，原本希望这本书的出版摆脱生活上的困窘，但这本书发行不到五日就被政府查禁，作为长子的北一辉为了得到家中的资助出版，不惜放弃自己的财产继承权，结果是经济更加困窘的他因此大病一场。[5]11月3日，他受宫崎滔天等人的邀请，加入了同样从事社会主义运动的革命评论社，继而加入了同盟会。12月，他还受邀参加了《民报》的发行周年纪念大会。1907年，奕劻致信伊藤博文，要求驱逐孙中山出境，伊藤博文和内田良平商议后决议孙秘密离境，外务省并赠予孙六千元资费。这时同盟会内有了孙受日本政府收买的传闻。章太炎、张继、宋教仁、谭人凤等人要求撤免孙中山，北一辉也参与此次倒孙风波。9月，北一辉向章太炎泄密，谓防城起义所购的武器有问题，不要使用，以致防城虽破，但武器不至，功亏一篑，这使孙中山与北一辉从此彻底划清了界限。[6]革命评论社解散后，北一辉仍然竭力参与中国革命，经济困难的他只好投奔黑泽次郎，1910年，转到黑龙会的机关报‘时事月函’担任编辑。5月，大逆事件发生，政府大举抓捕社会主义活动家，不过北一辉被捕后不久就被释放了。[7]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宋教仁致电内田良平，希望其代为向日本政府协商承认革命军。10月底，北一辉以‘时事月函’记者的身份赴上海支援中国革命，此后北一辉长居上海。11月3日，他参加了上海起义，并跟随宋教仁转战于武汉、南京、镇江。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他还参与了革命党人与日本三井物产之间借款和购买武器的交涉。南京临时政府结束后，他辞去了黑龙会记者的职务。 11月1日，袁世凯被任命为总理大臣后，日本政府内有了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的声音。12月18日、20日，北一辉两次致电内田良平，希望它可以劝说山县有朋不得使用武力干涉内政。[8]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被刺，北一辉自组缉凶队，意图调查宋教仁被刺之真相。4月8日，北一辉被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以妨害治安为由勒令其返国，并规定三年内不准再到中国。仓促回国的北一辉在经济上非常困窘，先是到长崎寄居，后到东京投奔弟弟。他没有工作，也无意工作，仍以中国革命顾问自居，他和范光启邻居，时常讨论中国革命将来的走向。[9]1914年9月24日，他偷渡中国而被驻北京的日本警察拘捕，被强制从天津遣返。1915年11月，当时大隈重信请友人矢野龙溪联系北一辉，希望他可以给他和外务大臣石井菊次郎介绍中国革命，于是他动笔写作他所观察到中国革命，他写完后还把书稿送给了寺内正毅和吉野作造等人。[10]
1916年4月，禁令届满，此时正值护国军起兵，流亡日本的革命党人纷纷回国参加讨袁革命，6月，他再度启程前往上海。当他到达上海时袁世凯已经去世，南北双方开始议和。随着华兴会元老相继去世，他已经无人可以依靠了，又因为二十一条导致的中国的反日情绪，北一辉便离中国革命越来越远了。他在中国的这段时间大多仰赖谭人凤的接济。[11]
1919年8月8日，右翼社团犹存社派大川周明专程到上海邀请他回国加入右翼社会主义运动。大川携《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已完成了前七章回日。6月，他断食并开始撰写《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年底，返回日本。1920年1月5日，赴东京参加犹存社，社员对北一辉所著《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非常兴奋，并依据其为蓝本拟出了该社的纲领。这时的北一辉被内务大臣床次竹二郎下令监视。皇室退婚事件，北一辉以及犹存社全部动员呼应萨摩藩的反退婚主张，以致于山县有朋撤回退婚的建议。[12][13]1921年，出版《支那革命外史》。同年9月28日的安田善次郎遇刺案和11月24日的原敬暗杀事件均和犹存社所鼓吹的思想有关。
1922年初，苏俄代表越飞访问中国之际受后藤新平私人邀请来日。这时北一辉与大川周明和满川龟太郎在对俄国革命和对苏态度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北一辉支持日本出兵西伯利亚，而另两位则支持日苏关系正常化。后藤和越飞在捕鱼问题上取得了初步谅解后，双方从非正式会谈转为正式谈判，这引起了北一辉的不满，他撰写“给越飞的公开信”，希望使谈判破裂，结果也得偿所愿。1923年，出版《日本改造法案大纲》。4月，在双方严重的分歧下犹存社解散。12月，大杉荣被杀后各社会主义社团举行公祭哀悼，宪兵队怂恿北一辉门下弟子出面闹场，抢夺大杉荣的遗骨让公祭中断。1925年，安田共济保险事件中，大川周明后组建的行地社声援被不当解雇的社员，而北一辉则被资方聘请企图平息工人运动。这一时期多数的政治丑闻北一辉都有介入并收受财阀的政治献金，在短短的两年间，本来经济困窘的他积累了巨额财富。[14]
1926年，出版《维新革命论》。1927年4月，若槻礼次郎内阁总辞，政友会上台，森恪特赠予北一辉一大笔财产以感谢他在这次总辞背后通过政治丑闻的运作。[15]7月，退役少尉西田税在东京创设天剑党，该党奉《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为日本革命的指南。北一辉的政治献金多由西田税在陆军的人脉转成收编日本少壮派军人的活动经费[16]。1930年4月25日，在北一辉的运作下日本国会的倒阁运动中‘统帅权干犯’变成了朝野攻防的主要议题，该问题主要是在讨论政府与军部的权力界限。10月1日，以日本校尉军官为核心的樱会在东京成立。1931年3月和10月，樱会分别发动了两次政变，虽然未遂，但对法西斯主义运动仍起到了很大的影响。1931年到1934年，三井财团为北一辉提供了巨额的政治献金。1935年10月，他乔迁新居，生活奢侈。[16]12月，他促成中野正刚访问中国并与蒋介石会谈。[17]
1936年2月20日，北一辉从西田税处得知政变的消息并给予支持，21日，退役上尉中村孝次来访和他讨论政变的计划，23日，北一辉得知具体计划后建议将政变中突袭的对象所限为元老重臣，不要扩大至官僚财阀。26日，二二六事件爆发，翌日北一辉才知道事件计划的全貌，他推荐真崎甚三郎出面组阁接管政局。[18]28日，根据天皇敕令，这起事件被定位为政变，当晚北一辉在家中被宪兵逮捕。29日，陆军正式开始镇压政变。3月4日，西田税也被逮捕。他被军事法庭指控犯下了“思想教唆罪”和“政变主谋罪”，在审判的过程中他为自己辩护认为自己的思想并没有逾越法律，也没有直接参与政变的策划。[19]
1937年8月14日，北一辉被判处死刑。19日，死刑执行。[20]
战后以来，讨论北一辉的作品不胜枚举。丸山真男曾称北一辉为“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教主”。[21]久野收评论北一辉的《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本土化，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化”。他认为北一辉是昭和超国家主义的源流，是和明治时代的国家主义对立的一种思想。[22][23]George M. Wilson认为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中所展现出的对正义的追求以及对制度合理化的执著可以媲美韦伯对资本主义精神的讨论，他将北一辉和佐藤信渊、高山樗牛和石原莞尔比较，认为北一辉继承了日本传统，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政治浪漫主义。[24]也有如神岛二郎等人认为早期的北一辉并未提出什么有意义的理论，只是为了让自己打出名气而做了一些脱离现实的理论讨论，尤其体现在他经济理论的薄弱。[3]宫本盛太郎也认为，以1901年社会民主党成立时的政纲和北一辉的思想对比可以看出其思想仍然是继承自1870年以来的自由民权运动以来的社会主义理念的，并没有做出重大的理论突破。但他在反天皇亲政论的论战中，确实是做出了其他人不敢为的壮举。[25]
在黄自进的总结中，北一辉的思想一生中有多次变化。早年，他是狂热的社会主义信徒，以反法统、反皇权著称。他公开反对明治政府所宣扬的建国理念，认为皆是不符事实的虚构。他认为日本历史的演进和人类文明的研究没有本质差异，否定日本有特殊的历史经历的说法。他主张社会主义民主化，土地及生产工具的国有化，还有普遍的参政权、投票权。中年改提倡国家社会主义，他认为人类追求社会主义时不应有国界之分，在他理想的东亚秩序中，日本应该接收英国和俄国在东亚的殖民势力，他主张中日的军事同盟以及印度独立。[26][27]根据北一辉的自述，他在《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中提到，自己的思想“在二十年间（即《国体论》出版的1906年到《大纲》出版的1926年）基于根本的思想（社会民主主义）这一点没有更改过一丝一毫。”说明北一辉早年和中年的思想并不是断裂的。[28]田中惣五郎的研究中指出，北一辉虽然在早期有表示对天皇制的国体论的反对，但并非是反对天皇制的，而更像是自由民权运动和尊王思想的融合和并行。[29]松本健一也认为《国体论》一书表达的是以天皇机关说立场把明治天皇尊奉成“民主主义大首领”，从而实现尊王理想的目的。[30]因此桥川文三主张“对明治天皇个人魅力的敬爱”是潜藏于北一辉心中的。[31]
除《支那革命外史》以外均无中译本。日文的‘北一辉著作集’由美篶书房出版。
“国体论及び纯正社会主义”
“支那革命外史”“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日本改造法案大纲”
“论文・诗歌・书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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