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工业复合体(英语: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MIC),也称军事工业国会复合体(Military-Industrial-Congressional Complex,MICC),中文简称军工复合体,描述了一个国家的军队与为其提供武器的国防工业之间的关系,两者共同被视为影响公共政策的既得利益[1][2][3][4]。它是工业复合体的一种。军方与具有防御意识的公司之间关系背后的一个驱动因素是双方都受益——一方获得战争武器,另一方获得提供这些武器的报酬[5]。 该术语最常用于指代美国武装部队背后的系统,由于国防承包商、五角大楼和政治家之间的密切联系,这种关系最为普遍[6][7]。 在1961年1月17日,第34任美国总统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的告别演说中警告这种关系的不利影响后,该表达方式变得流行起来[8][9]。
在美国语境下,这一称谓有时会延伸至军事-工业-国会复合体(MICC),加入美国国会形成三边关系,称为“铁三角”[10]。 它的三个支柱包括政治捐款、军费开支的政治批准、支持官僚机构的游说以及对行业的监督; 或更广泛地说,整个合同网络以及资金和资源在个人以及国防承包商、私人军事承包商、五角大楼、国会和行政分支部门的公司和机构之间的流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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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名词,由第34任美国总统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在1961年1月17日发表的艾森豪威尔总统告别演说中首创[8]。指一国军队与军事工业因政治经济利益过于紧密而成的共生关系,这关系被视为影响公共政策及人民最大利益。[12][13][14][15][4]该术语现已成为一个贬义词,并且最常用于形容美国政客及国防承包商的密切联系。[16][7]军队过分仰赖私营军火企业提供军需,私人国防工业会以政治及经济手段,比如游说国会议员,指支持军工企业发展可为地方带来大量就业机会,确保政府会投入大量资金,甚至为推销武器而鼓动政府高层发动战争,令该国的军事开支巨大[5]。
这共生关系由国防承包商(军事工业)、五角大厦(军队)以及美国政府(立法部门及行政部门)的要角所构成的联合垄断;此联合垄断关系为发“战争财”来获取暴利,因而常与公众利益相违背,发动或促进不需要(甚至有危害)的战争或军事行动,在国际关系上可能引发不必要的军备竞赛及武器扩散。军事工业复合体的贬义,主要来自于这种联合垄断的政经关系不受民主程序的监督、反省及控制。[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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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来的艾森豪威尔演讲草稿中成为“军事”之前,这个短语被认为是“基于战争的”工业复合体,这一说法仅通过口述历史传播[18]。 杰弗里·佩雷特 (Geoffrey Perret) 在他的艾森豪威尔传记中声称,在一份演讲草稿中,该短语是“军事-工业-国会复合体”,表明美国国会在传播军事工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 最终版本中删除了“国会”一词,以安抚当时当选的官员[19]。 James Ledbetter 称这是一种“顽固的误解”,没有任何证据支持; 同样,道格拉斯·布林克利 (Douglas Brinkley) 声称它最初是“军事-工业-科学复合体”[19][20]。 此外,亨利·吉鲁声称它最初是“军事-工业-学术复合体”[21]。 演讲的实际作者是艾森豪威尔的演讲稿撰写人拉尔夫·E·威廉斯和马尔科姆·穆斯[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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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艾森豪威尔发表演讲之前,就已经有人尝试将类似于现代“军工复合体”的东西概念化。 Ledbetter 在 Winfield W. Riefler 发表于《外交事务》的一篇文章中发现 1947 年使用的确切术语与其后来的含义非常接近[19][24]。 1956 年,社会学家 赖特·米尔斯在他的《权力菁英》一书中声称,受共同利益驱动的一类军事、商业和政治领导人是国家的真正领导人,实际上不受民主控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在他 1944 年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中提到二战政治残余支持工业垄断组织的危险:
在这场战争之后可能会加强这一趋势的另一个因素是一些在战争期间尝过强制控制权力的人,他们会发现很难接受他们[在和平年代]将不得不扮演的更卑微的角色 [25]。
越南战争时期的活动家,如西摩·梅尔曼,经常提到这个概念,并在整个冷战期间继续使用:乔治·F·凯南在诺曼·考辛斯 1987 年出版的《权力的病理学》(The Pathology of Power) 一书的序言中写道,“如果苏联明天沉没在海洋水域下,美国军工复合体将不得不保持基本不变,直到可以发明其他对手。任何其他事情都会对美国经济造成不可接受的冲击。”[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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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时,美国国防承包商为他们所说的政府武器支出下降而哀叹[27][28]。 他们将紧张局势升级(例如与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关系)视为增加武器销售的新机会,并直接或通过国防工业协会等行业团体推动政治体系在军事硬件上投入更多资金。 鉴于俄罗斯的威胁,由五角大楼承包商资助的美国智库,如列克星敦研究所和大西洋理事会,也要求增加支出[28][29]。 国际政策中心武器与安全项目主任 William Huntzberger 等独立的西方观察家指出,“俄罗斯的武力威胁对武器制造商有额外的好处,因为它已成为五角大楼增加支出论点的标准部分—— 即使五角大楼已经有足够的资金来解决对美国的任何实际威胁。”[2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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