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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革命团体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共进会是清帝国晚期的一个革命团体,1911年与文学社发动了武昌起义。共进会的入会宣言中奉同盟会的孙中山、刘公、谭人凤、宋教仁为领袖[1]。中国大陆官方资料认为前者是后者的外围组织[2],亦有学者认为两者是相互独立的组织、无隶属关系[3];部分学者认为前者和后者之间存在亲缘和离合关系[4],前者从后者分离后有着自己的纲领,并非在同盟会的部署下开展工作[5]。
1905年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团体联合成立中国同盟会,致力于“反满革命”和“建立民国” ,但随着内部的意见分歧,进而引发了其内部的权利斗争和分裂,形成以章太炎、刘师培、陶成章为首的江浙派;以孙文为首的广东派;以黄兴、宋教仁、刘揆一为首的两湖派[3]。
根据当时参与组建共进会的吴玉章的回忆,他和焦达峰当时认为同盟会只顾着搞武装起义,忘了党工作,所以他们决定组成立一个组织全国所有会党都联合起来[6]。1907年8月18日张伯祥、邓文翚、焦达峰、孙武、刘公等主要人物,在日本东京,开会讨论后正式成立了共进会。
当时参加共进会成立的有湖北、湖南、江西、四川、浙江、广东、广西、云南、安徽等省70多人[7]。
该党宣言一部分如下[8]:
呜呼!吾同胞苦于祖国沦亡,呻吟于异族专制之下,垂三百年矣。以四万万黄帝子孙神明华胄之多,而屈辱于区区五百万腥膻之鞑虏,其可耻可哀为古今天下笑,孰有过于此者,凡有血气皆当奋起,以雪此累世之深仇。此共进会今日成立的原因及其宗旨意义之所在也。其进者,合各党派共进于革命之途,以推翻满清政权光复旧物为目的,其事甚光荣,其功甚伟大,其责任亦甚艰巨也……
又1911年11月17日的《中西日报》,刊登了一份该会入会申请书,该宣言将同盟会纲领中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
中华民国湖北省□□府□□县□□□,今蒙□□□□□介绍,得悉军政府以驱逐满虏,恢复汉族,建立民国,平均人权为目的,愿入鄂部总会效力,听从派遣。所有一切规则,永远遵守,不敢违背。倘有违犯,听从罚办。谨祈本会参谋长宋教仁保送,本会总理长刘公承认,本部特别员谭人凤申报,军政府大总统孙中山注册。
介绍人□□□ 入会人□□□
通讯处 由□□转黄帝纪元四千六百〇九年八月□日具
1908年年末共进会首领孙武回到武汉重组涣散的组织[9],而焦达峰又于9月回到武汉。1909年,两人建立在武汉建立共进会机关。又同盟会和共进会员居正此时在刘公养病后奉同盟会统筹部的之命,返回湖北参与工作[10]。又孙武很快对秘密会社丧失信心,开始转向新军发展会员和盟友[9]。并与群治学社建立联系。
1911年6月1日,在同盟会及各派诱导下,共进会与文学社同意合作。用了三个多月制订出合作的细节和成立一个联合指挥部。
共进会不在士兵中月捐,是靠军队之外的会员的就业收入提供经费,其活动经费主要是自己想办法解决,相对于华南地区的武装起义,共进会直到武昌首义前,基本上没受到同盟会的经费帮助。武昌首义前夕,共进会虽准备起义,但因缺乏经费而无法正常开展活动,最后是靠刘公把其报捐道台的五千元钱拿出,共进会才有了活动经费。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研究者李天星[11]认为,当时同盟会的领导对共进会的主要情况并不了解,直到1911年3月,谭人凤到各地视察情况到武汉时,才与孙武、居正等人有所接触,并将其部分经费捐给共进会。从同盟会与共进会的革命纲领及目标、斗争策略和经费来源等方面看,共进会并非是同盟会的内部团体,两者之间除了“排满革命”这一目标共通外,共进会是一个独立于同盟会之外的自主的革命团体[3]。
但1984年第四期《青海社会科学》期刊中曾任中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党德信里面认为[12],有五点原因认为他是同盟会领导下一个组织。
第一,在1909年刘公养病后,共进会和同盟会会员居正奉同盟会统筹会之命回国回湖北参与工作。
第二,1909年秋天孙武因从事革命活动被武汉巡警侦知,逃亡广州。在广州期间,孙武帮助共进会会员熊越山在广东起事,失败后孙武逃亡香港,经冯自由介绍入同盟会,之后“香港机关部与武汉党人通信不绝”[13]。
第三,汉口长青里的共进会总机关是黄兴出资800元资助建立。
第四,1911年7月,宋教仁、谭人凤在上海建立同盟会中部总会,共进会曾派居正参与。同年9月,共进会和文学社曾派人到上海请“黄兴宋教仁来鄂主持大计”[14]。
第五,居正曾在1911年10月2日派吕志伊去香港请黄兴参与指挥。
辛亥革命先驱杨玉如、张难先亦认为共进会乃同盟会的分支。杨玉如记述道:张伯祥“始亦尝称总理,后因同盟会会员议决,凡属革命党员,只奉孙中山一人为总理,无论何党何派,均不得用总理二字,故改称会长。”[15]张难先回忆说:共进会“并以同盟会之总理为总理,直同盟会之外府也。”[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