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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学共斗会议（日语：全学共闘会議／ぜんがくきょうとうかいぎ），简称全共斗，是日本各大学的学生运动团体在1968年、1969年实行包括路障封锁、罢课在内的实力斗争之际，由崩得系、三派全学连等组成的跨学院跨党派组织的大学内部联合体[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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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全共斗是由各大学的学生组成的，所以其分期、目的、组织与运动方针等都是分歧的。其中，以日大全共斗和东大全共斗最有名。东大全共斗提出了“大学解体”、“自我否定”等主张，透过媒体广为传播。以“实力斗争”为前提，在示威中与机动队发生冲突的时候，还使用了投石和武斗棒。
全共斗也参与了东京大学事件，主导七个学院代表团，与大学当局签订确认书结束事件。中止入学考试后，文部省采取行动，为了解除罢课，行使实力，至此，对抗全共斗成为了引进机动队的契机。在日本大学中，与全共斗对立的是体育会系、民族派系。
在全共斗前的学生运动，主要是以维护学生生活为目的进行的罢课，但能取得校方让步的事例非常罕见。对此，全共斗运动的特点是，作为战术，展开封锁校馆、路障等实力斗争，发展成为阻止教职员出入的斗争方式。
- 御茶水女子大学：1965年9月22日开始，学生反对修改宿舍规定，发动无限期罢课。但受到反对罢课的呼声，在9月30日的学生大会上解除罢课。
- 高崎经济大学：1965年9月，市政府以财政困难为由提出私校化建议，受到教授会与学生的反对，最终停止私校化。作为私校化的替代方案，市政府改提出大幅上调学费。学生们虽然展开了反对上调学费的斗争，但陆续受到处分。
- 东京商船大学：1965年11月5日至26日间，爆发罢课，但是在26日的学生大会上解除罢课。
- 早稻田大学：虽然有针对修改学馆规定的斗争，但真正因为12月大幅度调涨学费的措施，因此反对斗争才一举成为热点话题。从1966年1月18日的第一法学部开始，第一商学部、第一政经学部、第一理工学院、第一理工学院、早稻田大学第一文学院等接连展开罢课。入学考试是以机动队驻扎校园的形式进行的。6月，理工学院解除罢课，最后文学院解除罢课，结束斗争。
- 明治大学：1966年11月24日上午开始反对提高学费，在和泉校舎发动无期限罢课，称为“明大纷争”。最终以学生方的失败落幕。
- 庆应义塾大学：1968年，美军资金流入医学部为契机，学生发动了以路障封锁全校，但由于留级问题，学生通过投票，解除封锁。
- 中央大学：1966年12月8日，4000名学生参与学生会馆的管理运营权会议，并与校方进行协商。然而，校方拒绝学生方要求，学生方到了晚上就发动路障罢课。最终，校方妥协，接受学生方的要求。25日，解除路障。
- 国际基督教大学：1963年反对学费上涨斗争、1966年生协设立斗争，1966年5月反对以“能力开发研究所测验”取代原本入学测验的斗争，与反对考试费用上涨1.67倍的斗争合流。虽然透过占领系馆达到目标，但是因没有退缩，也产生63名的遭处分者。
学生运动，在各大学各有不同，但一般被称为“全共斗”的，指以下日本大学及东京大学的全共斗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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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5月，东京国税局通过搜查日本大学时，发现了22亿日元的用途不明的资金。在当时的日本大学，学生会正不满时任理事长的古田重二良的治校方针，而用途不明金问题遂成为导火线，使学生对大学当局的不满爆发。5月23日，日本大学发生第一次示威──“200米示威”（二百メートル・デモ）。5月27日，选出秋田明大为议长，学生结成了日本大学全学共斗会议，即日大全共斗。理事会回应全共斗争要求。9月30日，在两国讲堂，学生与大学方举行“全学集会”的交涉。共有3万5千名学生参加了集会。全共斗称此次集会为“大众团交”，即工会法中劳工与资方间的集体协商。经过12个小时的协商，大学曾一度接受全共斗方要求的理事会总辞、等要求。然而，第二天，佐藤荣作首相表示“大众团交脱离了常识”[2]，而大学方也撤回了与学生的约定。于是，持有日本刀的体育会系学生闯入两国讲堂，随后机动队进入讲堂，而全共斗的学生以鼓掌迎接，但机动队却只镇压了全共斗方的学生。至此，日大斗争趋于平静，而一部分学生转入东京大学事件等事件。日本大学事件平息之后，在武藏野台站的临时学校重新开始上课。临时学校周围皆是空地和农田。10多个临时校舍环绕铁丝网，而入口处有职员要求出入者出示学生证，因此被称为“日本大学奥斯维辛”（日大アウシュビッツ）。
1967年，东京大学方面，医学部学生，因不满以医师登记制度取代原先的“研修医制”，而展开罢课。[3] 最终校方不当处分抗议学生，升高双方冲突；学生占领了安田讲堂。同时，于7月5日，选出山本义隆为议长，结成了东大全共斗。东大全共斗也和日大全共斗一样，以路障封锁大学内部的建筑物，要求与校方进行“大众团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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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68年开始到1969年为止，全共斗运动以日大斗争、东京大学事件为契机，扩散到了全国大学。[4][5]
全共斗最初是针对各大学个别问题(如学费问题等)结成的跨各校学生会组织。此后，在经历大学当局的强硬应对和政府及机动队的介入下，逐渐全校化，成为了“对大学、学生和研究者重新定位，以大学理念和学问为主体的运动”。[6] 现在的大学是，“纳入帝国主义式管理的‘教育工厂’，教授会成为负责其管理秩序的‘权力的基层机构’。至此，‘大学自治’已经只是幻想。故解散管理秩序全体成为最大的课题，需以全校路障封锁等暴力行为，对大学解体。此外，从内部否定作为身份的‘自己是学生、研究员’的‘自己否定’的思想问答也非进行不可。因此，全校路障封锁具有解体帝国主义大学的政治性，同时具有自我否定的思想性。”[6]
如此这般，在东京大学事件中，出现了“大学解体”、“自我否定”的口号，超越了大学内部问题的框架，变成“学生与国家权力之间的斗争”的形式。[6]这使得斗争无法透过各大学的妥协而结束，而且也成为后来斗争败北后运动一下子解体的原因。作为运动早期参与者的吴智英表示“‘自我否定’是‘自我肯定’。为了出人头地追求学问，就越发现自己远离了学问的本义。这就是所谓的自我否定。自我否定不是以目标为目标的。其结果就是自我肯定。”[6]
1968年11月22日，东大本郷校区安田讲堂前举行“东大、日大斗争胜利全国学生总决起集会”，聚集近2万名学生。[6]11月1日，东京大学的校长大河内一男、各学院院长、监事因纷争负责而辞职。1968年至1969年期间，有30多所大学在被路障封锁的情况下过年。
1月18日、19日，8500名机动队向被路障封锁的安田讲堂发动攻击，展开了72小时的攻防战，东大全共斗运动进入了收尾阶段。
然而，“东京大学事件之后，全共斗运动以烈火燎原之势向全国扩散。”[6]1969年之际，以京都大学为开端，北海道大学、东北大学、一桥大学、东京外国语大学、东京教育大学、横滨国立大学、静冈大学、信州大学、金泽大学、名古屋大学、大阪大学、大阪教育大学、大阪市立大学、冈山大学、广岛大学、九州大学、熊本大学、明治大学、早稲田大学、庆应义塾大学、法政大学、日本大学、东洋大学、中央大学、同志社大学、立命馆大学、关西大学、关西学院大学等，日本主要国立、私立大学约8成、165校因全共斗进入斗争状态，全校遭到路障封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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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共斗，是各大学内的各主要党派联合体，多为一般学生参与，没有特定的思想、组织与目标，且其经过的全貌、形态、评价也有各式各样。[7]当时进行街头斗争为“三派全学连”，即共产主义者同盟、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全国委员会及社青同解放派的全日本学生自治会总联合会。此外还有，支持前者的第二次崩得、革共同以及其他新左翼组织。此外，也有主张三派全学连不等同全共斗的参与者。[8]
进入1970年代，新左翼各组织间发生内部暴力事件，内部不断分裂。此外，联合赤军引发的山岳基地事件、浅间山庄事件，以及日本赤军发动淀号劫机事件等事件，激进的学生运动迅速失去支持，使得自然发生的全共斗运动也迅速瓦解。[9]
“一次性发起的全共斗运动瞬间平息了。”[6]1969年9月5日，在日比谷野外音乐堂，全国78个大学，26000人参与结成全国全共斗，由东大全共斗的山本义隆担任议长，日大全共斗的秋田明大担任副议长。具体来说，全国全共斗是中核派、社学同、学生解放战线、学生国际、共学同、反帝学评、社会主义学生战线、社会主义劳动者党等新左翼八党派组成的“实质性党派共斗”。[10] 然而，此团结止不住运动的颓势。另一方面，8月3日，在国会，佐藤内阁通过了《大学运营临时措置法》，规定在最坏的情况下，可以透过文部省的命令，停止整个大学的运作。[11] 至始，重视大学自治、希冀大学自力解决的大学职员及成员开始忧虑大学倒闭。在下学期课程开始的9月份，为了解除路障，多数大学都请求机动队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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