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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正教会（俄语：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又称莫斯科宗主教区（Московский Патриархат，英语：Moscow Patriarchate）[4]、俄罗斯东正教会、俄国教会，在东正教各自主教会的排名中仅次于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安条克及耶路撒冷四大古教会，位列第五[5]。俄罗斯正教会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正教会自主教会。其总部莫斯科被视为东正教世界的宗教中心之一。全俄罗斯约有超过2000万正教会信徒。
 基督救世主主教座堂 莫斯科和全俄罗斯牧首的座堂 | |
| 创始 | 使徒安德烈（根据东正教会传统）、988年 伏拉迪米尔 |
|---|---|
| 自立 | 1448年 瓦西里二世·瓦西里耶维奇、莫斯科都主教约拿 |
| 承认 | 1589年 首任莫斯科及全罗斯至圣牧首约伯座下获得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承认 1721年 改为至圣治理会议制 1917年 恢复为牧首制 |
| 首席 | 莫斯科及全罗斯至圣牧首基里尔一世座下 |
| 总会 | 莫斯科丹尼洛夫修道院 |
| 范围 | 俄罗斯、独联体、海外及俄裔社区 |
| 分布 |  俄罗斯 乌克兰（有争议） 白俄罗斯 摩尔多瓦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 塔吉克斯坦 阿塞拜疆 立陶宛 拉脱维亚 爱沙尼亚（有争议） 美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
| 语言 | 教会斯拉夫语、俄语 |
| 信众 | 俄罗斯2100万至2800万[1][2]。 世界其他地区共9000万[3] |
| 网站 | 俄罗斯正教会 俄罗斯海外正教会 |
公元988年的罗斯受洗普遍被视为俄罗斯正教会的开端。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其后管辖了俄罗斯教会六个世纪。
与俄正教会颇有渊源的美洲正教会，虽然其教会的建立源自18世纪俄正教会传教团在阿拉斯加的传教。但美洲正教会已经于1970年成为俄罗斯正教会下的东正教自主教会（没有受到完全承认）。俄罗斯正教会下还有白俄罗斯正教会、中国正教会、日本正教会等。
其最高权力管理由圣主教公会负责。主教公会在有需要时才会召开，公会成员由常任委员与选出的临时委员（委员必须是主教）参加。公会休会期间，则由莫斯科及全俄罗斯牧首负责领导，宗座设在俄罗斯莫斯科的基督救世主主教座堂，2009年2月起由基里尔一世担任第16任牧首。
俄罗斯正教会传统上奉圣安德烈为建立者。据说他游历了斯基提亚以及黑海北部沿岸的希腊人殖民地。根据传说，安德烈曾来到一个地方并预言了其后该地将成为一个伟大的基督教城市。这个城市就是基辅。[6][7]而传说中他建立十字架的地方，就是现在的圣安德烈教堂。
公元9世纪左右，东斯拉夫部落开始和东罗马帝国有了接触。公元863至869年，来自马其顿的东罗马的教士圣西里尔和圣美多迪乌斯第一次用古教会斯拉夫语翻译了《圣经》的一部分。打下了东欧、巴尔干、南俄罗斯各地斯拉夫人受洗的基础。证据显示，866至867年间，罗斯的首个基督教主教由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佛提乌斯或者伊格那提乌斯派往诺夫哥罗德。
十世纪中期，在东罗马教士的传教下，基辅的贵族间已经有了基督教群体。但当时基督教还不是当地的主要宗教。基辅的奥丽加是首个皈依基督教的罗斯统治者。她于945年或者957年受洗。君士坦丁堡为她举行了正式的欢迎仪式。东罗马帝国元首君士坦丁七世在他的著作《仪轨》（De Ceremoniis）中记载这一事件。受洗后，奥丽加受教名为伊莲娜。斯拉夫编年史补充了一些关于她受洗的虚假细节。比如她如何让君士坦丁七世着迷并在才智上胜他一筹，根据这些描述，奥丽加还拒绝了君士坦丁七世的求婚。事实上，奥丽加受洗的时候已经处于老年，而君士坦丁也已经有了皇后。奥丽加的孙子基辅的弗拉基米尔·斯维亚托斯拉维奇正式将基督教立为国教。整个罗斯于988年受洗。弗拉基米尔接受东罗马帝国教士的洗礼，并命令其子民同受洗礼。
基辅教会当时时是一个归属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管辖的都主教区，相对来说历史较短。普世牧首派遣的都主教通常都是希腊人（东罗马的主体民族）。都主教驻地最早是在基辅---罗斯的首都。
十三世纪末尾，在蒙古人的铁蹄下，基辅失去了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都主教马克西姆将基辅教会主教座移驻至弗拉基米尔。他的继任者，都主教彼得于1325年将基辅主教座驻地搬迁至莫斯科。在蒙古入侵时期，正教会为罗斯的存亡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蒙古人除了因政治因素杀害了一些人以外，大致上容忍了正教会的运作，甚至还免除了教会一定的税务。许多正教圣人在这一时期出现了，比如圣谢尔盖·拉多涅日斯基和都主教阿列克谢。他们帮助罗斯抵御了鞑靼人长年的压迫。并使得教会在灵性与经济方面得到了发展。拉多尼兹的谢尔盖所创立的圣三一修道院为宗教艺术提供了优良的环境。谢尔盖的追随者们建立了四百所修道院。很大程度上扩张了莫斯科大公国的领土。
1439年，一些东罗马帝国的主教，包括基辅都主教伊西多尔于佛罗伦斯大公会议上，签订了与罗马教会的合一条约。承认了罗马教宗在各教会中的优先权。1441年，当消息传回莫斯科大公瓦西里二世处时，他否决了该会议的决定。同年，伊西多尔被解除职务，并以叛教的罪名遭驱逐。之后，由于当时君士坦丁堡内部倒向天主教的趋势较为强烈，基辅及全俄罗斯都主教的职位空缺了几年。1448年12月，主教约拿经过主教公会的决议，被拥立为基辅及全俄罗斯都主教（常驻莫斯科行使权力）。[8]五年后，由于君士坦丁堡陷落。东罗马帝国及其教会走向灭亡。莫斯科实际上成为了独立的教会。当时普遍提出一种说法，即俄罗斯是东罗马帝国道统的继承者，而莫斯科是继罗马、君士坦丁堡后的第三罗马。与此同时，后设在基辅的俄罗斯都主教区（后来迁到了立陶宛）仍旧处于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的管辖之下直到1696年。
伊凡三世及其后继者统治时期，关于教会的异端学说与争论不断。不占有派的尼尔·索尔斯基和瓦西安·帕特里克耶夫主张将教会财产世俗化。当时很有影响力的约瑟夫·沃洛茨基反对他们的主张，并为教会财产辩护。俄罗斯统治者的立场摇摆不定，但最终倒向了约瑟夫一方。由此事件，教会衍生出了不同的派别。有些还倾向于哈拉卡，即犹太律法。比如大司祭阿列克谢与一些犹太教徒会面后改信了犹太教。
沙皇费奥多尔一世·伊万诺维奇治下，他的连襟鲍里斯·戈东诺夫与当时正苦于各种问题[9]的君士坦丁堡教会取得了联系，希望君士坦丁堡承认俄罗斯教会的首脑为牧首。1589年，在戈东诺夫的努力下，莫斯科都主教约伯成为了第一任莫斯科及全俄牧首，并使俄罗斯教会成为东正教自主教会。其余四大正教自治教会，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安条克、耶路撒冷完全承认了俄罗斯教会为五大教会之一。接下来的五十年间，在沙皇权利萎缩的情况下，莫斯科牧首会与沙皇一同处理政务。有时甚至代行沙皇的权利。
1652年，尼孔牧首实现了教会的中央集权。根据基辅教会学院专家的说法，他还修正了俄罗斯教会的礼仪，使其与君士坦丁堡的礼仪相一致。尼孔坚持将画十字的方法改为三指合一式，而当时视为传统的二指画十字法则被废弃。这一改变引起了许多信徒的不满，他们将其视为邪说（尽管这一改变到底于礼仪上有没有很大的重要性还没有定论）。1666年至1667年，教会了实行了这一改革，并将拒绝服从改革的人逐出教会，以至在莫斯科公权力的支持下进行镇压。这些拒绝改变者，后来被称为旧礼仪派。
尼孔牧首试图俄罗斯变成一个神权国家。俄罗斯正教会的教派分裂时期，尼孔将大司祭阿瓦库姆·彼得罗夫及众多异见者处以火刑，另一旧礼仪派的人物费奥多西亚·莫洛佐娃于1675年由于饥饿致死。其他人则逃往西伯利亚。这些处罚有些是强制的，有些则是受刑者自愿的。但他的雄心也加速了其势力的衰亡。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罗曼诺夫认为有理由暂停他的改革举措。1658年，与沙皇关系恶化了的尼孔亲自卸任了大牧首的职位。1666年12月12日，圣主教公会将他贬为一介僧侣。但他始终坚持教会至高无上的权利。[10]
波兰-立陶宛东部地区于1654年被俄罗斯兼并后，1686年，属于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的基辅都主教区被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划归由莫斯科牧首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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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一世在位时，由于彼得本人并不十分虔信宗教，但因为他希望彷效西欧国家如法国波旁王朝增强皇权，希望把教会控制在政权之下，因此他对教会采取了严厉的控制措施。他将宗主教的权利移至由他控制的至圣治理会议之下。俄罗斯皇帝掌握了所有主教的任免权。上层社会在他的治下失去了成为神职人员的兴趣，大部分教区神职的父辈也是神职人员，他们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并且收入低下。修院中的僧侣具有较高地位，他们不能婚配。政治上，教会仍具有其重要性。叶卡捷琳娜二世于十八世纪取得了大部分教会地产，并使得神职人员的收入来源仅限于他们所提供的服务比如婚娶、洗礼等。
十七世纪晚期至十八世纪早期，俄罗斯正教会通过俄罗斯帝国的扩张而经历了大规模的扩张。在俄罗斯帝国向西伯利亚延伸其势力时，对愿意皈依东正教的土著首领予以财政、政治上的奖励（包括不受兵役）。
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中，传教士们被派遣至西伯利亚以至阿拉斯加。在这一时期的传教活动中彰显了其名声的有：阿拉斯加的英诺森特、阿拉斯加的赫尔曼。他们效仿彼尔姆的斯德旺，将福音与赞歌翻译成土著语言。这些翻译有时还要求翻译者创造新的翻译系统。佩列亚斯拉夫条约签订后，奥斯曼帝国对君士坦丁堡牧首施压，逼迫其将乌克兰都主教区的管辖权让渡给莫斯科牧首。这一转让导致了数以百万计的教民以及六个教区加入俄罗斯正教会。从而使乌克兰人主导了俄罗斯正教会。[11]
1700年阿德里安牧首去世后，彼得大帝未允许继承人的即位，1721年，在普斯科夫都主教费欧凡·普克波维奇的建议下，成立了以都主教斯蒂芬·亚沃尔斯基为首的至圣治理会议以集体管理教会。这一设置成为了常规，俄罗斯教会在这段时间内不具有牧首。至圣治理会议成为政府机构，俄罗斯皇帝的专员出席其会议进行监督，但实质上是控制的作用。[12]1905年俄国革命时期，俄罗斯东正教会内的左翼神职和信众积极参加工人运动，获得了大多数劳工和底层劳动者的支持，但皇帝尼古拉二世当局通过血腥主日事件血洗了东正教基督徒，使得皇帝在东正教和俄国人民的心中地位完全丧失。皇帝对俄罗斯东正教会的控制也开始日渐式微，同时也减少了上百年来对旧礼仪派俄罗斯东正教徒的迫害。1917年俄国革命之后，一个由专业人士组成的委员会决定恢复牧首制。儒略历1917年11月5日，吉洪被推举为牧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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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俄国革命后，俄罗斯正教会遭到新政府的迫害，许多东正教教士被逮捕入狱或处死，财产被没收。尔后，俄罗斯东正教会内则出现了一个叫生活教会的新流派，其应用了很多西方式的改革，比如主教可以结婚，不再留胡须，使用新历法等。但在斯大林上台之后，没有继续开展。而苏德战争爆发后，斯大林的苏联政府一改迫害教会的做法，转而与之联合，并允许教士在战前为军队祈祷。到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间，正教会的活动已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恢复，尽管苏联共产党成员一般不能有任何宗教信仰。1988年为罗斯洗礼1000周年纪念，时值苏联进行改革，苏联政府批准并协助俄国正教会举行了全苏范围的庆祝仪式，正教会在苏联80年代改革时期的大复兴也随之达到高峰。
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正教会逐渐恢复其过去拥有的政治和宗教影响力。2000年普京上台后，俄罗斯正教会的宗教影响力增加。普京上任以来，一直推广一套在西方眼中颇为保守的价值观，这与俄罗斯东正教教廷内的保守派所一直提倡的观念不谋而合。[13]
2016年2月12日，基里尔一世代表俄罗斯正教会在古巴访问，期间在何塞·马蒂国际机场与天主教会教宗方济各会面。双方签署联合声明，呼吁各方合力对付恐怖主义和迫害基督徒的行为。同年，俄罗斯正教会与塞尔维亚正教会、格鲁吉亚正教会共同抵制了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发起的旨在加强普世牧首权威的大公会议。
2018年9月15日，由于在乌克兰教会自治权问题上的争议，俄罗斯正教会宣布与君士坦丁堡牧首区断绝关系。其起因则是君士坦丁堡教会于同年9月7日承认了乌克兰正教会的正统性。[14][15]10月15日，在君士坦丁堡正式撤回1686 年基辅宗主教区转让决议后，俄罗斯正教会至圣主教公会宣布中止其神职人员及平信徒与君士坦丁堡的共融。并将君士坦丁堡的行动视为对信仰的最大“侵犯”[16][17]。
2024年8月20日，乌克兰议会通过《禁止俄罗斯正教会在乌克兰活动法》，禁止与莫斯科宗主教区有联系的乌克兰东正教教堂继续运作。[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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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正教会域外教会是俄罗斯正教会一个特殊的组成部分，总部位于纽约，于1920年由当时在苏联控制以外的俄罗斯正教信徒组成。当时拒绝了俄罗斯正教会领导。直到2007年5月17日，俄罗斯正教会及俄罗斯正教会域外教会双方正式和解。目前该教会为俄罗斯正教会下的半自治教会。
1971年，莫斯科及全罗斯牧首撤销了17世纪对旧礼仪教徒的诅咒。1974年域外俄罗斯正教会也宣布撤销了对旧礼仪教徒的诅咒。 现时，在俄罗斯正教会内部有使用旧礼仪的教区和堂区，他们仍然使用尼康牧首改革前的旧礼仪，但是与俄罗斯正教会全面共融。
在西方国家和地区的俄罗斯正教会域外教会还下辖西方礼正教会的堂区，西方礼正教会是与正教会共融，在圣餐礼中较多使用有酵饼成圣体，不使用《尼西亚信经》中“和子”句，不承认教宗至上论及教宗无误论、圣母无染原罪等晚期天主教教义和敬礼的使用西方礼（米兰礼、高卢礼、脱利腾拉丁礼、盎格鲁礼、莎霖礼根据圣公会1928年公祷书修订的圣吉洪礼等）的东正教会。
俄罗斯教会的寺院世袭领在俄罗斯政治、经济、宗教史占有重要的地位。据瓦西里·奥西波维奇·克柳切夫斯基的《俄国史教程》，至16世纪，教会寺院占有大片俄罗斯土地，其数量之多甚至影响到了国家政策实行和国家运作。而最初这些领地的获取则要归功于14世纪起勃兴的诸多荒郊寺院。这些荒郊寺院与城市寺院不同，其建立者多为遁世的隐者，修道士虔信荒野修行的益处并由此吸引了其他修道士和农民前来归附。在一座修道院兴盛后，一部分修士会抛弃兴盛的修道院，前往人迹罕至的荒野重新建立修道院并开疆拓土。在这一循环中，俄罗斯教会的僧侣们开拓了俄罗斯大片的闲置荒地和森林并充实了这些地区的人口。拉多涅日的圣谢尔盖是这一时期荒郊修士的代表人物之一。[19]
这一运动带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他们跟随修士们一起前往边徼开拓并在修道院附近扎根、形成村落。有时，即使修道院本身不在了，村落也会依然维持下去。[19]
沙俄政府对于荒郊僧侣感到满意，并赏赐给寺院更多的荒地以供开拓，寺院领上的农民也会得到税收豁免和优待。政府方面的这一举动促进了寺院领的扩张。至16世纪中叶，一些巨大的荒郊寺院已经拥有千百计的农民耕作，而修士也逐渐演化成了修士贵族。僧侣们在荒年、灾年会对灾民提供无偿援助，甚至在修道院底层形成了乞丐阶级；但也有发放高利贷的情况发生。[19]
随着时间的推移，教会成为了俄罗斯不动产的垄断者，世俗贵族阶级的土地反而被寺院兼并，以至于俄罗斯政府必须颁布政令限制教会兼并贵族的土地。到16世纪后期，已有约三分之一的俄罗斯土地归在了寺院名下。1588年，出使俄国的英国使节弗莱彻称，寺院占据了该国最肥沃的国土。[19]
进入16世纪后，由于自由农无法偿还贷款或无法履行其与寺院、地主等土地占有者的合同，他们逐渐被固定在了其耕作的土地上（以便偿还债务或履行义务）。俄罗斯也逐渐步入农奴制。寺院和教会作为土地占有者自然也持有其农奴。
1649年，缙绅会议颁布的法典削去了教会部分的法律特权，禁止教会继续获取土地。然而这一法典也确认了教会对农奴的管辖权。[20]
据英国俄罗斯史专家大卫·穆恩的《1600-1930年俄罗斯农奴制》一书，1762年，彼得三世溘然将所有教会所属农奴解放并将所有寺院领世俗化，彼得只要求农奴支付每里地1卢布的税金。这项政策在叶卡捷琳娜女皇上台后仅仅在金额上有所改变，升至1.5卢布。此后，所有教会农奴都被看做国有农奴的一部分。[21]
2000年8月14日，俄罗斯正教会神圣会议发布俄罗斯正教会对待其它基督教派信徒的基本原则。以更积极的态度面向其他基督教派，并宣称合一是各个教会的任务之一。原则中坚持正教会在神圣传统上具有不二的见证，保存着最完整的基督教传统，并认为唯一的普世教会是正教会。正教会认为各教派之间不应互相“传教”以使人皈依其教派。[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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