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
蘇格蘭哲學家、經濟學家（1723-1790）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亚当·斯密（英语：Adam Smith，1723年6月5日（受洗）[注 1]—1790年7月17日），18世纪苏格兰哲学家、经济学家，常被誉为“经济学之父”[8][9][10]或“资本主义之父”[11]。他写了两本经典著作：《道德情操论》和《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或简称为《国富论》），其中《国富论》试图阐述欧洲产业和商业发展历史，是第一本现代的系统化经济学著作，被视为经济学思想发展的里程碑。这一著作提出了许多经典理论，包括自由市场经济、劳动分工、绝对利益和市场自发调节等观念，奠定了古典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基础。他的著作整体而言对经济学、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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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早年在格拉斯哥大学和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学习道德哲学。毕业后他在爱丁堡大学成功举办了一系列公开演讲，并和另一位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大卫·休谟建立深厚的哲学友谊。斯密随后获得格拉斯哥大学的教授职位，在课堂上讲授道德哲学和经济学等主题。他在教学期间同时撰写并出版了《道德情操论》。接着他担任了一名贵族的家庭教师，借此机会游历欧洲，并结识了启蒙运动时期其他的知识领袖。
为了回应当时透过减少进口、增加出口来保护国家市场和商人的常见政策（即后世所谓的重商主义） ，斯密写出了《国富论》，奠定了古典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基础。在这本书和其他著作中，他发展了劳动专业分工的概念，并阐述了个体理性的自身利益和竞争如何带来整体的经济繁荣。
生平
斯密生于苏格兰伐夫郡的柯科迪，确切的出生日期并不清楚，他在1723年6月5日于柯科迪受洗[13]。与他同名的父亲身兼当地的律师、检察官及海关官员等职务，而斯密的母亲玛格丽特·道格拉斯（Margret Douglas）则是老亚当·斯密的第二任妻子。父亲在斯密出生前5个月便已去世，因此他由母亲抚养长大[14]。在大约4岁时，斯密曾被一群吉普赛人诱拐，不过很快便被他的叔叔救回[注 2][16]。
6岁到14岁之间，斯密在柯科迪市立中学学习了拉丁文、英语、算术，也阅读历史和古典诗歌[17]。在大约14岁时，斯密进入了格拉斯哥大学，在他称为“永远难忘的”（the never to be forgotten）法兰西斯·哈奇森的教导下研读道德哲学[18]。哈奇森的宽容态度、以及对霍布斯与普芬多夫等人强调人性中自私面向的学说进行批判，都对斯密带来深刻的启发[19]。
1740年，斯密领取斯内尔奖学金进入了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然而他后来在《国富论》中抱怨牛津大学里的教授过于怠惰，讲课内容也显得生硬呆板[20]。他在给亲戚的信中称：“如果有人因为过度学习而危害他在牛津的健康，那绝对是他自己的错，因为我们在这里唯一要做的就是每天祈祷两次，每周上两堂课”[21]。然而讽刺的是由于牛津大学教师们的懒散，斯密多了很多时间可以读书与自学，反而因为过于勤奋而生病[22] [23]。正是在这段时间内，他阅读了休谟的《人性论》，并因此受到当地神职人员的训斥[24][25]。在牛津的学习也使得斯密习得了标准的英语口音[26]。
牛津大学除了教学品质不佳之外，斯密及其他贝利奥尔学院的苏格兰的学生们还受到校方不友善的对待，领斯内尔奖学金的学生们（包括亚当·斯密）试图和校方抗议，然而未果[27]。1745年发生的詹姆士党人叛乱更加深了不同派系学生之间的敌意[28]。斯密最后没有选择神职的道路，在1746年离开了牛津大学。斯内尔奖学金旨在培养苏格兰牧师，按照该奖学金的条件，斯密本来应该因为拒绝担任神职而需缴纳罚款，然而处罚并未执行[29]。
回到苏格兰之后，斯密有一两年的时间找不到工作。直到1748年，他才在凯姆斯勋爵，亨利·霍姆的安排下开始于爱丁堡演讲授课[注 3][31]。讲座最初是针对语言、修辞学和英国文学，但后来也加入了自然哲学及法理学[32]。他也开始研究经济学，并在讲座上宣扬自由贸易学说，后来他将这些理论写入《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也就是《国富论》一书里[33]。
大约在这些讲座开办期间，他认识了比他年长十二岁的大卫·休谟，由于两人的兴趣和哲学立场相近，他们很快成为亲密的好友[34]。斯密还认识了一些后来成为苏格兰启蒙运动推手的人物：除了原本就是他的邻居的詹姆斯·奥斯华之外，他还结识了休·布莱尔、亚历山大·韦德伯恩、威廉·约翰斯通以及未来将会成为他的学生与同事的约翰·米勒[35]。
斯密透过这些讲座建立了知名度，他在1751年获任命为格拉斯哥大学的逻辑学教授，并在1752年改任道德哲学的教授。他后来称在格拉斯哥担任教职的十三年是他的生命中“收获最大、最幸福也最光荣的一段时期”[36]。他的讲课内容主要包含四个部分，分别是自然神学（Natural Theology）、伦理学、法理学和政治经济学[37]，许多讲课内容也在未来发展成为他的著作：伦理学的讲座体现在《道德情操论》里，政治经济学与部分的法理学则发展成后来的《国富论》[38]。这段时期的法理学讲课内容可以由他的学生于1762及1763年所抄录的授课笔记得知[39]。
在格拉斯哥担任教职的期间，亚当·斯密先后和医生威廉·卡伦与医生兼化学家约瑟夫·布雷克成为同事并建立了一生的友谊[40]。另外，由于商业的发展和交通的改善，1760年代从格拉斯哥乘坐公共马车到爱丁堡，大约只需要一天半的时间[41]，因此他也会在空暇时间参与爱丁堡的学术与公共事务。例如在这段期间内他加入了不少爱丁堡的哲学社团（爱丁堡哲学学会（Philosophical Society of Edinburgh）、菁英协会和拨火棍俱乐部等）[42]。1755到1756年时他还参与了撰写爱丁堡评论，并在致编辑的信中向英语读者们介绍了法国新出版的百科全书以及让-雅克·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43]。透过这些协会，斯密认识了更多苏格兰启蒙运动的盟友，如威廉·罗伯逊和亚当·福格森等人。
1759年斯密出版了《道德情操论》一书，具体化了部分他在格拉斯哥的授课内容。这本书甫一出版便大受欢迎，使斯密作为一名作家获得了广泛的名声。[44][45] 斯密流畅的、深具说服力且力求简洁的论述相当突出[46]，他的论述基础既不是像沙夫茨伯里伯爵和哈奇森一般根基于特殊“良知”，也不是像休谟一般根基于效用和原始的功利主义；他的理论延续并扩展了休谟的同情理论，主要阐述了人类如何透过人性中同情共感（Sympathy）[注 4]的机制，在与社会其他成员互动的过程中形塑自己的道德判断[48][7]（参见下文《道德情操论》一节以及《道德情操论》主条目）。
到了1763年底，政治家查尔斯·汤申德提供斯密一份收入更为丰厚的工作机会，以每年薪资三百英镑和资助旅费两百英镑[49]附加未来每年都有三百英镑年金的优渥条件[50][注 5]，延聘斯密担任他的继子亨利·斯科特，也就是后来的巴克卢公爵的私人家教。斯密为此辞去了教授职位（他的职位由托马斯·里德接替）[50]，在1764年至1766年间和他的弟子一同游览欧洲，造访图卢兹、日内瓦和巴黎等地。在图卢兹逗留期间，斯密写信给休谟表示他因为日子太过无聊，“开始写一本书来打发时间”[53]。一般认为这就是《国富论》写作的开始[注 6]。
斯密在欧陆的沙龙里受到热烈的欢迎，他也在旅途过程中认识了许多菁英知识分子，例如在日内瓦见到他仰慕已久的伏尔泰[56]，以及在巴黎结识杜尔哥、狄德罗、达朗贝尔、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等人[57]。尤其重要的是弗朗索瓦·魁奈——重农主义学派的领导人，斯密极为尊重他的理论[58]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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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和他们同行的巴克卢公爵的弟弟患病骤逝，斯密和公爵不得不于1766年末护送遗体回国[60]。他们在伦敦逗留了一段时间，斯密在这段时间内获提名为英国皇家学会的院士，不过直到1773年才正式入选[61] [62]。
1767年斯密回到故乡柯科迪定居[63]，并在接下来大约十年的时间里专注于撰写他的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又称为《国富论》。除了偶尔拜访朋友外，他和休谟描述他这段期间内唯一的休闲活动就是独自沿着海滨散步[64]。斯密在1773年末前往伦敦安排《国富论》的出版事宜，在临行前指定休谟担任他的遗稿管理人[65]。在伦敦生活期间，他于1775年加入了塞缪尔·约翰逊主持的文学俱乐部 [62]。《国富论》在1776年出版后备受推崇 [66]并且普遍流传 [67]，斯密也随之声名大噪。
1778年斯密获得了一份在苏格兰的海关关税员（Customs Commissioner）职位，于是他和他的母亲及表妹一同搬到爱丁堡的潘穆尔宅邸居住，他们经常在这间房屋内宴请友人和宾客[68][69]。他还和两位好友，约瑟夫·布雷克和地质学家詹姆斯·赫顿共同在爱丁堡创立了牡蛎俱乐部（Oyster Club）[70]。1787年，斯密被选为格拉斯哥大学的名誉校长[71]。他在1790年7月17日于爱丁堡去世[72]，葬于修士门教堂墓园（Canongate Kirkyard）[73]。在死后清点遗产时，人们发现他显然秘密贡献了相当大一部分的收入用作慈善用途[74]。
斯密的遗嘱执行人是他在苏格兰学界的两名好友，约瑟夫·布雷克以及詹姆斯·赫顿。斯密留下了许多未发表的著作，他请求两位好友销毁了其中一部分自己认为不适合发表的著作[72]。其余的著作则在后来陆续发布，包括在1795年出版的《天文学历史》（History of Astronomy），以及《哲学论文集》。
斯密的头像被印在2007年3月13日发行的二十元英镑的背面上。
个人生活与性格
由于斯密在宗教议题上极为谨慎，史家对他的信仰多有争论。斯密的父亲对于基督教有强烈兴趣[75]，母亲也是虔诚的教徒。斯密本人在大学期间也曾接受斯内尔奖学金，前往英格兰接受神学相关的教育，不过他最后并未如其他接受奖学金的同学们一样选择神职[29]。尽管他在公开著作中对宗教采取了比休谟更温和的立场，认为宗教可以为得不到他人同情的人们提供情感上的安慰[76][77]，然而由斯密对伏尔泰的景仰以及与休谟的亲近关系可以推断，他的的信仰很有可能并不如父母一般坚定。
亚当·斯密的挚友，知名的怀疑论者大卫·休谟于1776年8月过世。休谟在辞世前曾经拜托斯密在他身后替他出版《自然宗教对话录》，而斯密为求自身的安宁以及担心出版这部攻击基督宗教的著作会对休谟过世后的声誉遭成损害，拒绝了友人的请求[78]。最后这部作品在1779年由休谟同名的侄子出版。
休谟过世后，斯密为他写了一篇悼词〈致斯特拉汉的信〉（Letter to William Strahan）。这篇悼文的形式是致两人的共同出版商朋友威廉·斯特拉汉的一封信，其中描述了休谟面对死亡的平静与愉悦心情，并宣称休谟的智慧和德行都接近人类的典范[79]。由于休谟生前在同时代人眼中是恶名昭彰的无神论者，因此这篇悼词掀起了极大的争议，斯密也因为在文中公开强调了自己和休谟的友谊而连带受到批评[80][81]。斯密后来埋怨这篇悼词“为我带来的辱骂，比我［在《国富论》中］攻击整个大不列颠商业体系的炮火还要猛烈十倍。[82]”事实上斯密在这篇悼词中已经缓和了反宗教的语气，他在私人信件中赞扬休谟面对死亡的平静态度“胜过所有哭哭啼啼的基督徒”[83]。
关于亚当·斯密个人生活的信息非常稀少。他很注重个人隐私，因此在过世前把自己的大部分手稿销毁[84] 。他终身未婚，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和母亲同住。
在同时代人的记述中，经常把斯密描绘成一个心不在焉的人。他的好朋友休谟评论他的性格“懒惰又爱好独处（Indolence and Love of Solitude）”[85]。他有自言自语的习惯，常常自顾自的面带微笑[86] 。有次斯密带着汤申德参观一家制革厂，因为太过于热情讨论劳动分工理论以至于没注意到脚下，于是掉进了一个堆著动物毛皮废弃物的坑里，幸亏旁人搭救才得以脱困[87]。另有轶事称他曾经在吃早餐时把沾了奶油的面包泡进茶壶里而不自知，喝了一口茶之后还抱怨这是他一生喝过最难喝的茶[88] [89]。还有一个传闻是他某次起床后穿着晨袍走到了十五英里外的邓弗姆林，直到教堂钟声响起才回神[90]。
学生时代的疾病终生缠着斯密，他经常在书信中抱怨自己的健康状况。他的医生朋友威廉·卡伦则诊断他患有疑病症，这种疾病经常出现的症状是长期的情绪低落和对健康的焦虑[91][92]。斯密亦自承他拥有“抑郁、悲观的心思（melancholy and evil boding mind）”[93]。
著作
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提出了一种同情理论，即人们会经由观察他人并看到他们对他人和自己形成的判断，意识到自己以及他人如何看待他们的行为。由于人们会在意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因此他们透过感知（或想像）他人对自己的想法和判断会激励他们实现“情感上的相互同情”，并引导人们养成社会礼俗的行为习惯和道德原则，这些习惯和原则最终构成了良知。
斯密还特别批评了休谟的效用观点，他认为哈奇森和休谟都承认的公共利益并不是人们据以判断一个行为是否道德或符合正义的标准。[94]
总结
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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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富论》一书是斯密最具影响力的著作，这本书对于经济学领域的创立有极大贡献，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西方世界，这本书甚至可以说是经济学所发行过最具影响力的著作。国富论一书成为针对重商主义（认为大量储备贵金属是经济成功所不可或缺的理论）最经典的反驳，在这本书于1776年出版后，英国和美国都出现了许多要求自由贸易的声浪。这些声浪还认为当时经济的艰难和贫穷是因为美国独立战争所造成的。不过，并非所有人都被说服相信了自由贸易的优点：英国政府和议会依然继续维持重商主义多年。
国富论一书也否定了重农主义学派对于土地的重视，相反的，斯密认为劳动才是最重要的，而劳动分工将能大量的提升生产效率。国富论一书非常成功，事实上还导致许多早期学派的理论被抛弃，而后来的经济学家如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和大卫·李嘉图则专注于将斯密的理论整合为现在所称的古典经济学（现代经济学由此衍生）。马尔萨斯将斯密的理论进一步延伸至人口过剩上，而李嘉图则提出了工资铁律—认为人口过剩将导致工资连勉强糊口的层次都无法达成。斯密假设工资的增长会伴随着生产的增长，这个观点在今天看来则较为准确。
国富论一书的重点之一便是自由市场，自由市场表面看似混乱而毫无拘束，实际上却是由一只被称为“看不见的手”所指引，将会引导市场生产出正确的产品数量和种类。举例而言，如果产品发生短缺，产品的价格便会高涨，生产这种产品所能得到的利润便会刺激其他人也加入生产，最后便消除了短缺。如果许多产品进入了市场，生产者之间的竞争将会增加，供给的增加会将产品的价格降低至接近产品的生产成本。即使产品的利润接近于零，生产产品和服务的利润刺激也不会消失，因为产品的所有成本也包括了生产者的薪水在内。如果价格降低至零利润后仍继续下跌，生产者将会脱离市场；如果价格高于零利润，生产者将会进入市场。斯密认为人的动机都是自私而贪婪的，自由市场的竞争将能利用这样的人性来降低价格，进而造福整个社会，而提供更多产品和服务仍具有利润的刺激。不过，斯密也对商人保持戒心，并且反对垄断的形成。
斯密也大力批评过时的政府管制，他认为那些管制将会阻挠产业的扩展。事实上，斯密反对绝大多数政府管制经济的行为，包括关税在内，他认为关税最终将导致长期的效率低落以及价格的居高不下。这个理论在今天被称为“自由放任”，代表“让他做、让他去、让他走”，这个理论后来影响了政府的立法，尤其是在19世纪里。在国富论一书里最知名也最常被后人引用的两句话是：
我们不能借着向肉贩、啤酒商、或面包师傅诉诸兄弟之情而获得免费的晚餐，相反的我们必须诉诸于他们自身的利益。我们填饱肚子的方式，并非诉诸于他们的慈善之心，而是诉诸于他们的自私。我们不会向他们诉诸我们的处境为何，相反的我们会诉诸于他们的获利。
因此，由于每个个人都会尽力把他的资本用以支持并管理国内的产业，这些产业的生产于是便能达到最大的价值；每个个人也必然竭力的使社会的年收入尽量扩大。确实，他通常并没有打算要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促进了这种利益至何种程度。由于宁愿支持国内的产业而非国外的产业，他只是盘算着他自己的安全；他管理产业的方式在于使其生产的价值能够最大化，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些常见的情况下，经过一双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他也同时促进了他原先无意达成的目标。并非出自本意并不代表就对社会有害。借由追求他个人的利益，往往也使他更为有效地促进了这个社会的利益，而超出他原先的意料之外。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多少好事是由那些佯装增进公共利益而干预贸易的人所达成的。
在斯密死后不久，他遗留的手稿几乎全都销毁了。在他生前最后一年里他似乎计划撰写两篇主要的论文，一篇是有关法律的理论和历史，一篇则是和艺术与科学有关。在死后才出版的《哲学论文集》所收录的可能是后一篇论文的部分。
“亚当·斯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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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亚当斯密在强调“同情”的《道德情操论》与强调“私利”的《国富论》两书间是否存在矛盾一直有很大争论。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称这为“亚当斯密问题”（das 'Adam Smith-Problem）。在道德情操论一书里，斯密似乎强调人类在慈善动机下的意图与行为的同步性，而在国富论里这则被分裂为“看不见的手”，亚当斯密宣称，在资本主义体制里，个人依照他们自己的利益行动时也会提升共同体的利益。于是这便解除了私利的矛盾，他也多次指出对于利己和人类动机的狭窄定义所可能引发的矛盾。不过这并不表示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一书否定了私利的重要性，他写道：
因此，物种自我保卫和繁殖的机能架构，似乎是自然界给予所有动物的既定目标。人类具有向往这些目标的天性，而且也厌恶相反的东西；人类喜爱生命、恐惧死亡、盼望物种的延续和永恒、恐惧其物种的完全灭绝。虽然我们是如此强烈的向往这些目标，但它并没有被交给我们那迟缓而不可靠的理性来决定，相反的，自然界指导我们运用原始而迅速的天性来决定实现这些目标的方式。饥饿、口渴、寻求异性的情欲、爱情的快乐、和对于痛苦的恐惧，都促使我们运用这些手段来达成其本身的目的，这些行动都将实现我们原先所未料想到的结果—伟大的自然界所设定的善良目标。
亚当斯密本人并不认为这两者存在矛盾，在国富论一书出版后，他又发行了经过稍微修正的道德情操论版本。他或许认为道德情操和私利最终都将达成相同的目标。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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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富论》一书成为了第一本试图阐述欧洲产业增长和商业发展历史的著作，也成为了开展现代经济学科的先驱。它也提供了资本主义和自由贸易最为重要的论述基础之一，极大的影响了后代的经济学家。
《国富论》一书的原始版本则存在一些争议，一些人主张书中的内容曾被窜改的较为温和，以符合当时某些思想家如大卫·休谟和孟德斯鸠的既定理论。的确，许多斯密的理论都只简单地描述历史的走向将会远离重商主义并朝向自由贸易，而当时这种走向早已发展了数十年，并且已对政府政策有极大影响。无论如何，斯密的作品广泛地组织了他们的理论，因此至今仍是经济学界最为重要而最具影响力的书籍之一。
作品列表
- 《哲学论文集》（在死后于1795年出版）
- 〈致《爱丁堡评论》作者们的信〉（1756）
- 〈致斯特拉汉的信〉（1776）：为好友大卫·休谟所做的悼词。
注释
参考文献
外部链接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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