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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事件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二月政争是指在1988年1月13日时任中华民国总统兼中国国民党主席蒋经国逝世后一连串中国国民党党内及台湾政治的权力斗争。主角为以当时继任总统兼国民党主席李登辉为首为主的“主流派”,以及“非主流派”。由于两派的政治角力在1990年2月以后逐渐白热化,因而称作“二月政争”[1]。此次政争也影响到后来国民党的分裂。二月政争也突显蒋中正家族势力在蒋经国逝世仅两年便失去大局的影响。
当初以李登辉总统为首的国民党主流派方面,除本省籍的连战、黄主文等人外,也有不少要角为外省籍人士,例如李元簇、俞国华、宋楚瑜与马英九等。
1988年1月13日,时任中华民国总统兼中国国民党主席蒋经国逝世,时任中华民国副总统李登辉因而依照《中华民国宪法》继任总统。身为执政党的国民党内部对于李登辉是否接任党主席,则出现了讨论,拥李派以拥护李登辉担任总统兼国民党代理主席为主,当时仍属拥护李登辉派的时任中国国民党秘书长李焕规划于1月20日由时任中华民国行政院院长俞国华领衔提案李登辉代理主席,待七月十三全大会正式真除。[2]:63-64
然而此时国民党党内却出现杂音。1月19日,在美国的宋美龄写信给国民党秘书长李焕,主张应仿照国父孙中山逝世的先例,由中常委举行中常会。由于被要求暂缓代理主席案,最后为了缓和事态,李焕在与俞国华、沈昌焕讨论后,向李登辉报告事情变化,代理主席案计划被延至一周后的1月27日进行。[2]:64蒋宋美龄的态度也被视为介入政争。
同时发生所谓合众国际社报导中常会全体支持李登辉接任主席的事件,经过《自由时报》披露后引起瞩目,但最后所谓“合众社的报导”却查无源头,此事件被称为“合众社报导事件”;有意见认为此事是在国民党秘书长李焕、行政院院长俞国华、中时报系董事长余纪忠主导下发生。[3]
1月27日,国民党举行中央常务委员会议,预定通过李登辉为代理党主席。然而在俞国华提案前,当时只有列席资格的时任中国国民党副秘书长宋楚瑜忽然起身要求通过代理主席案,在慷慨激昂的表达意见后,便立刻离席。宋楚瑜的“起义”被外界形容为“临门一脚”,使李登辉代理主席案终能成行,而宋楚瑜也被归为拥李人马。也有意见认为就算没有宋楚瑜的“临门一脚”,代理主席案也会通过。
蒋经国过世前一天曾召见李焕并长谈2小时,二月政争期间初期李焕支持李登辉,后又突转向非主流派,其详细原因始终成谜,只有部分传言与外界分析不一而论,但种下日后国民党分裂并影响台湾政局的远因。
7月,国民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李登辉当选党主席,然而此时十三全会期间掌握党机器权力的秘书长李焕在选举中进行动员,以第一高票当选中央委员,而时任行政院院长俞国华却只屈居35名。虽然李登辉当选党主席,但会议期间李登辉完全没有权力发挥的空间,全由李焕掌握。而俞国华则在立法院中受到李焕势力的强烈攻击,隔年5月提出辞呈。[4]
1989年6月,李登辉任命李焕接任俞国华任行政院院长,引起部分舆论质疑此为李焕的安排,为了顺带逼退俞国华让自己掌握党、政大权,进而逼退李登辉。但也有人认为是李登辉为了防止李焕在党内持续坐大,提升副秘书长宋楚瑜出任党秘书长以架空李焕在党内的地位。
1989年年底,李登辉正在寻找副总统搭档人选,外界一般预测李焕会被提名,李焕也曾传来有意更上层楼的消息,然而李登辉不希望从权力中心找人。[2]:72面对李焕势力的造势,李登辉也出现不满。1990年新春过后,李登辉通过文工会主任祝基滢提出著名的副总统“五条件说”分别是
最后李登辉选出了无政治班底的前总统府秘书长李元簇。李登辉希望副总统人选是谨守分际不多话的人,而李元簇除了具备上述外,其法学素养是李登辉认为在对推动政治改革中宪政与法制奠基上有帮助,因此得以出线。[2]:72此时李焕突然向党内“非主流派”靠拢,并希望非主流派另外提出正副总统人选向李登辉的主流派对抗。在前总政治作战部主任王昇穿针引线下,2月9日“非主流派”李焕、林洋港、蒋纬国、郝柏村四巨头会商,决定提出票选正副总统、推举林蒋搭配。[5]:203
李登辉原先打算在1990年2月11日国民党临时中央委员全体会议(临中全会)上,提名李元簇为副手,然而李焕却已私下与时任国防部长的郝柏村运作,打算撤换副总统人选。2月10日,李登辉阵营接获国民党副秘书长郑心雄传来消息,表示他到行政院时看到郝柏村刚离开,李焕并对他说“我们是自己人,这是绝对机密,明天的提名要改变”。郑心雄即向李元簇报告,听到李元簇转述后的李登辉开始警惕。[2]:73而李登辉秘书苏志诚也收到李焕到总统府找郝柏村的消息,得知对方已展开动员的李登辉阵营,遂通过苏志诚向媒体曝光副总统人选可能换人的消息,最好明天到中山楼会场围堵这些当事人即可得到答案。李阵营认为此举使消息曝光的压力使“非主流派”产生内部信心问题,也制造欺敌效果。[2]:74
最后在2月11日临中全会中正式通过李登辉、李元簇代表国民党参选正副总统。[2]:75在提名后,李焕随即举手表示反对全体举手鼓掌,应采取票选决定。随后林洋港亦发言要求主席休会,现在去印选票,然后在下午投票表决“起立鼓掌”或“无记名投票”表决。李焕与林洋港的发言被视为与李登辉的公开决裂。[5]:201而会议主席谢东闵并未休会,迅速进行表决。由于李焕、林洋港、郝柏村的公开发言支持票选,以带动声势。暴露出“非主流派”确实有意将李登辉拉下台,亦导致许多中央委员因害怕“不可知的严重后果”,不敢反对李登辉。[6]:155最后在国民党180名中央委员中,票选派获得70票、而赞成起立有99票。[5]:201决定以起立鼓掌形式决定由李登辉、李元簇代表国民党参选,“非主流派”的翻案功败垂成。
出身来源 | 主张以起立方式决定 | 主张票选方式决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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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行政系统出身 | 李国鼎、邱创焕、吴伯雄、施启扬、毛高文、许水德、张建邦、郭婉容、苏南成、简又新、丁懋时、余玉贤、黄大洲、刘景义、梁国树、林振国、林丰正、瞿韶华、钱复、连战 | 孙运璿、俞国华、沈昌焕、林洋港、陈履安、曾广顺、王建煊、马英九、钱纯、李焕 |
民意代表 | 黄尊秋、何宜武、赵自齐、陈田锚、谢深山、陈健治、潘维刚、洪冬桂、林秋山、朱安雄、廖福本、李海天、蔡友土 | 郁慕明、梁肃戎、周书府、郑逢时、陈炯松、谷家华、张文献、马克任 |
党务系统 | 宋楚瑜、章孝严、李锺桂、萧万长、徐立德、马镇方、锺荣吉、吴敦义、吴俊才、许文志、黄泽青、黄镜峰 | 魏镛、关中、秦孝仪 |
军系 | 郑为元、宋心濂 | 郝柏村、许历农、罗张、宋长志、王昇、温哈熊、言百谦、武士嵩、黄幸强、叶昌桐、杨亭云、陈燊龄[6]:157-158 |
其他 | 倪文亚、辜振甫、高育仁、许胜发、萧天赞、林基源、张京育、陈治世、锺湖滨 | 吴建国、杨日旭、蒋孝勇、王家骅、周晓天、段宏俊、章孝慈、朱坚章、梁尚勇、张豫生、高惠宇、沈蓉 |
姓名不详 | 43人 | 25人 |
合计 | 99人 | 70人 |
外界曾有谓翻案消息走漏是源自于国家安全局宋心濂的监听,[5]:203然而根据李登辉的回忆,宋心濂在事前并未提供有价值的情报。临中全会之所以得知情况,全出自郑心雄与黄复兴内部的提醒。当时李登辉方面其实对情治单位仍未信任,甚至李阵营还担心“情治系统选边站,还曾小心谨慎避免自己被监控,不料对方竟先怀疑起国安局”。[2]:78不过“非主流派”仍将宋心濂归于拥李阵营,甚至将宋心濂与宋楚瑜、苏志诚归于拥李派的“两宋一苏”。
表面上,亲李登辉的起立派主宰临全会,然而亲李阵营传出总统选举后将“秋后算账”的传闻亦使“非主流派”决议将战线延至3月21日的国民大会选举。[6]:155而国民党的斗争至此台面化,开始出现所谓“主流派”、“非主流派”。[5]:204
日后李登辉曾回忆,1990年春节前后这段时间。他因为精神压力大,而在许多夜晚都无法安心睡不着觉。想起了埃及总统萨达特的故事——萨达特继任总统之初经常睡不着,三更半夜仍在寝室走来走去不睡。萨达特的妻子看了就问:“你怎么了?”萨达特回答:“我想起纳赛尔这二十年所发生的事,睡不着。”萨达特的妻子说:“忘掉纳赛尔,想想你自己的事。”李登辉以此故事,比拟当时他的心境。[2]:76-77后来李登辉翻开《圣经》,翻到〈以赛亚书〉第三十七章三十五节,记载着“因我为自己的缘故,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拯救这城。”使李登辉安心下来,因为“如果这是神的旨意,那么不管再怎么辛苦,也要为台湾和下个世代来打拼”。[7]:175[8]
虽然最后在国民党主席李登辉的压制下仍以起立方式提名,但这场“主流派”与“非主流派”的战争却延续到国民大会。“主流派”与“非主流派”随着增额立委选举亦延烧到立法院,形成以立委黄主文、陈哲男领导的被认为是亲主流派的“集思会”及立委赵少康、郁慕明主导的意见常与集思会相左的“新国民党连线”。[9]
2月底,未经改选已逾42年之久的第一届国大代表滕杰突然结合少数国大代表宣布推选司法院院长林洋港与蒋纬国参加该任正副总统选举,3月4日,部分国代在台北市三军军官俱乐部组成“林洋港、蒋纬国参选誓师大会”,并在现场散发传单指控李登辉是中国共产党党员,阴谋毁灭国民党。并有署名“爱国的大众”传单指责“李、宋集团”执政已使中华民国面临亡国的时刻;更有署名资深国代的传单呼吁三军将士拿出东征、北伐的精神阻止“暴徒”(民主进步党)的暴行,保护他们这群年迈力衰的革命老斗士生命安全[10]。而林洋港与蒋纬国则态度暧昧不明,林洋港先是表态“候选而不竞选”,如果国代连署提名他为总统候选人,他不会拒绝[11]。而在李登辉看来,林洋港只是李焕与郝柏村夺权斗争的棋子,反扑的保守势力要一个虚位的本省籍人士当样板,不会真把权力交到台湾人手上。[2]:78
对此总统府方面利用不同方法与林洋港接触,包括请出经双方同意的国民党内“八大老”见面[12]然而据李登辉回忆,在3月3日与“八大老”于官邸的首度对话中,对于政局安定并无具体建议。全场批评声不断,甚至陈立夫当众指责蒋经国的不是。李登辉静静听完党国元老的“指教”,当下决定,“不能照他们的话做”。[2]:773月5日,“八大老”接着在台北宾馆与李焕、郝柏村、林洋港与蒋纬国见面。蒋彦士事后向李登辉报告,双方同意由李登辉在3月7日中常会发表一篇平息政争的讲话后,再由林蒋二人宣布退选。[2]:78
李登辉认为“八大老”未起作用,同意八大老的出现,是让大家有讲话的宣泄管道,他眼中真正有心调和鼎鼐的是省议员议长蔡鸿文,3月8日,蔡鸿文主动找林洋港再次恳谈,蔡鸿文表示台湾南部乡亲对林洋港与外省人合作打击李登辉非常不谅解,也不了解台北人为什么要这么闹下去。这段谈话给了林洋港极大冲击,林洋港也深知国大情势悬殊,最终林洋港辞谢国代推举,[2]:79而林洋港本身也有他的民间资讯来源,重要的一条线来自高雄的王玉云。在关键的两天当中,王玉云捎来南部的民情,王玉云对他说:“我个人绝对支持你,但南部的工商界人士骂你是台奸。”在蔡鸿文见林洋港时,林问蔡:“真有那么严重吗?”蔡说:“他这样讲算是客气的了。”一向不肯“逆势运作”的林洋港至此下了决心要退出。[13]
3月9日下午二时,林洋港在未告知“反李联盟”其他三位巨头下,于台北宾馆发表“不候选声明”宣布退选,[14]并支持李登辉连任总统。当时李焕正在立法院备询,直到立委黄河清以质询方式宣布这项消息,才知道盟友弃他而去。[5]:204而稍后,自日本返台的蒋孝武也召开记者会,抨击他的二叔蒋纬国“争谋权位,互不相让,置本党理想于不顾”,更以不愿浪费无谓时间,一秒钟也不愿付出的态度,不屑劝退他的二叔,造成蒋纬国相当难堪,使蒋纬国失去竞选副总统的正当性。[15]随后宣称“与林洋港共进退”的蒋纬国也于3月10日在陈立夫家密谈后,同日上午于台北宾馆宣布退出副总统选举,[16]该连署行动告终。形成只有李登辉及李元簇参选的同额选举。
然而这使得林洋港与李登辉关系逐渐生变,也使得林洋港表示“徐图三年之后发展”。之后李登辉任命李焕内阁的时任国防部部长郝柏村出面组阁接下行政院院长职务,以防止李焕的反弹,此举被认为是间接削去郝柏村的军权,由李登辉正式以总统及三军统帅身份掌握军权(体现至1991年中华民国国庆阅兵),在日后消除外界对于政变的质疑。
台湾各界对国大代表一连串扩权牟利及国民党保守派的反扑,感到不耐并展开抗议,“罢课、罢税、抗税”的呼声四起。由于民进党主席黄信介及国代赴总统府请愿,遭抬离殴辱而有升高抗争强度的趋势。1990年3月16日,9名国立台湾大学的学生到中正纪念堂前静坐抗议,拉出写着“我们怎能再容忍七百个皇帝的压榨”的白布条,为“野百合学运”揭开了序幕。[17]
3月21日早上9时30分,中华民国第八任总统选举开始举行,752名国大代表有668名参加投票。经唱票后,时任总统李登辉在下午1点3分以641票获得连任。与他搭档的时任总统府秘书长李元簇,也于隔日的副总统选举中获得当选。
1993年林洋港辞去司法院院长一职,按照不成文规定司法院院长请辞礼貌性须向总统报告,传闻林洋港辞职当日和总统府约下午5点到总统府与李登辉总统会面,林提早到总统府等李登辉,但李登辉却迟至5点40分才出现,会面不到10分钟李登辉随即就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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