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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的一个跨国情报机构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Sino-American Special Technical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1]），简称“中美技术合作所”[2]、“中美合作所”[3]（Sino-American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4]）、“中美所”[5]，英文简称为SACO[6]，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和美国军事情报机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与美国海军情报署）合作建立的战时跨国情报机构，成立于1943年1月[7]。其目的是中美之间加强军事情报的合作，共同打击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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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情报官教中国人员如何使用无线电。 | |
| 原名 | Sino-American Special Technical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 |
|---|---|
| 成立时间 | 1943年1月 |
| 撤销 | 1946年1月 |
| 类型 | 非政府组织 |
| 总部 | 重庆 |
官方语言 | 英语 |
| 目标 | 促进电讯侦译技术研究，促进中美情报交流 |
| 网站 | http://www.saconavy.com/ |
《中美特种技术合作协定草案》第一条为：
为中美两国共同对日作战，组织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简称中美所），交换日军海陆空军事情报和搜集中国大陆气象情报，训练游击队，挺进日军后方，协助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作战，共同迅速歼灭日寇。
二战同盟国胜利后，中美合作所于1946年1月正式解散。所内军统局人员向军统局报到继续工作，其他人员则资遣。下辖情报站均停止活动，所属医院则移交其他医院接收。1946年7月，所有手续办理完毕。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成功，使美国最终参战。美国与日本隔太平洋相望，打击日本必须主要依靠海军及空军，掌握足够的气象、地理及军情信息就成了重要的工作。而美国认为中国在地理位置上占有优势，可以为美国提供这些信息。为了战胜日本，美国必须要同中国的军情机构合作，在中国成立一个军事情报机构，为中美共同打击日本提供相应情报。1942年5月3日，美国海军上校梅乐斯奉命到重庆，主要任务是“搜集情报和骚扰日本”。在中国驻美武官萧信如的帮助下，梅乐斯与军统戴笠取得了联系，并就合作事宜进行了磋商。梅乐斯与戴笠就合作草案分别报告美国海军部和蒋介石批准后，戴笠令毛人凤在重庆神仙洞设立了“中美合作筹备处”，起草“中美特种技术合作草案”和“中美合作所组织大纲”，将双方合作推进到组织实施阶段。1942年9月初，“中美合作所”美方第一批专家7人到达重庆，9月底，双方达成了具体的“合作纲要”。戴笠把重庆钟家山、杨家山一带拟作为中美合作所的办公场所，派陶一珊筹办“特种技术人员训练班”，调训通讯人员25人，加授爆破、侦译课程。蒋介石又提出：“中美特种技术合作，需要一个双方同意的书面协定。”1943年初中美双方共同拟定了一份名为《中美合作所协定》，得到了罗斯福和蒋介石的批准，1943年4月15日1在华盛顿正式签字。1943年7月1日2在重庆磁器口杨家山缫丝厂军统局郊外办事处礼堂，举行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正式成立仪式。结束于1946年1月1，一说为1946年5月。中美合作所直接隶属于中美两国最高军事统帅部，总部设在中国重庆西北郊的歌乐山下杨家山。成立时，美国海军部长法兰克·诺克斯，中华民国外交部部长宋子文、杜诺万少将、萧信如上校和梅乐斯、戴笠先后签名。合作所主任戴笠、副主任美国海军梅乐斯（已晋升为准将；1943年7月美国陆军改派魏今生）。参谋长中方为郑介民（未到任）和李崇诗，美方为贝利美（贝乐利）。主任秘书中方为潘其武，美方为史密斯。合作所下设多个工作组，分别是：人事组、情报组、作战组、气象组、电讯组、联络组、研究分析组、心理作战组、供应组、医务组、会计组，总务组、运输组等。
1945年冬天中美双方签订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结束协定》。签订之日就是《中美特种技术合作协定》的正式废止之时。同时，双方就未完成的业务进行善后处理，但所有业务合作的处理都必须在1946年7月1日前结束。
1954年起，在美国的“中美合作所”同仁，发起组织联谊会，并且每年举行一次年会。联谊会有四千以上的会员，大多数为美国人。
1943年10月设班初设址在河南省临汝县凤穴寺，后因豫中会战洛阳沦陷，遂迁往镇平。继迁陕西省商县，再迁陕西省西安市牛东。副主任先后有文强、杨蔚（兼别动军第五纵队司令），教育长金树云，教务组长常惠卿，政训组长刘克敌，总务组长黄翠柏。总教官先后有美军杨格、Vincent R.Kramer二人，另配备美军各类课目教官40人。共训练了五期。调训生源来自别动军第五、六纵队，另有军统平汉、陇海、津浦路破坏队，共训练武装特务3025人。方向为针对中共各根据地渗透，破坏。 +
设址在原绥远地区陕坝的东北大顺成。副主任先后有高荣、乔家才，教育长饶铁珊。总教官为美军郝拉德上尉。1944年春设班。该班第一、二期学员由美军教官海军上尉威尔森，陆战队上尉雷诺带领，编练成军统游击队，开赴平绥铁路以北，大青山区域。
设址在军统贵州省息烽训练班。副主任先后有邓匡元、何峨芳，徐光英。调训生源来自别动军第三纵队（该纵队司令为徐光英）。
位于福建华安县下坂村霞苑社。成立于1944年8月。代号“腾云训练班”，后人称之为“华安班”。副主任先后有雷镇中、陈达元。美方先后派摩理士少校、哈白林中校为代表。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筹备，华安训练班于1944年10月正式开训，从事包括步兵操典、射击教范、简易测绘、指纹学、化装技术、密写法、行动暗杀等特务技术训练。电讯系的训练内容有各种无线电收、发报机的性能、电台种类、国际电码以及密码等特务技术。“华安班”本部设在原华安县政府厅堂，训练班共有一个电讯系和四个教导营，还有爆破、突击、运输、通讯、卫生等直属队，两个海空监视哨，加上一个气象联络台、两个水陆两栖中队，总计3000多人，分别驻扎在草坂、罗溪、下坂和华丰一带。其中有美籍官兵30余人。“华安班”教导第一营营长的汤涛，曾撰写《中美合作所第六特种技术训练班内幕》一文。1985年，中美合作所“华安班”旧址中的训练班教室及美军教官宿舍旧址被公布为华安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其他旧址建筑如龙安岩、种德堂、桂花堂等也保留至今，2009年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予以调查登记。
设在浦城县临江镇，后迁福建建瓯东峰镇。称“东南班”。副主任为林超。
设在浙江瑞安县玉壶，副主任赵世瑞，系训练忠义救国军张惠芳部和军统的行动总队等。
设在重庆磁器口缫丝厂。又称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警察训练班。梅乐斯亲任副主任。
设在贵州黔阳。后迁息烽。称为息烽班。
设安徽临泉。班主任不是戴笠，而是由汤恩伯兼主任。副主任周麟祥，教育长刘庆生，政训组长钱孟起等，则仍为军统人员。主要是调训汤恩伯的苏鲁豫皖边区总司令部所领导的游击部队和周麟祥的军统行动总队。
设在广东梅州。
浙江淳安港口成立。副主任毛森。
湖南东安办过两期。副主任傅荣。
国民党三十集团军王陵基总部附近。副主任唐新。调训别动军杨遇春、盛瑜等纵队，和一些军统局的行动总队、爆破总队。每期开学，王陵基均前往讲话。这个班一直到抗战胜利都没有结束。
共2期，招收学员1725人，主要课程有侦察审讯、指纹、毒物、痕迹、罪犯心理、化装拘捕、刑具使用、警犬使用等。美方教官对实习十分重视，除了对卡宾枪、手枪等枪械射击调练特别严格外，汽车、摩托车的驾驶也是其重要课程。后来，美方给军统提供了500匹军马，又开设了骑术课。
专门训练气象测量技术人才，为美国海军提供中国东南沿海地带及各地气象动态情报。先后办了4期业学员151人，除留在“中美合作所“气象总台任职外，其余人被分派到各地气象台任职。
主要培训外语翻译人才，作为美国教官的助手，共4期，毕业146人。
两班共毕业1100多人，主要训练游击干部，以及美式特务工作技术与方法。
按照成立时的约定，中美合作所的主要任务是：
按照上述任务要求，中美合作不停加强侦搜、制策，为取得对日作战胜利做出极大卓越贡献。如军统局军事情报处少将处长鲍志鸿声称中美合作所经过电讯侦测与密码破译，为美国准确提供了情报，使得美国空军得以击落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的座机[9]。中美合作所还建立了165座气象台、通讯电台、观测哨等，为作战提供气象信息，这些情报对美军日后在太平洋上进攻日占岛屿和轰炸日本本土都起了重要作用。此外，中美合作所还对日进行了心理战，如在中国沦陷区用秘密广播进行干扰日本广播并进行反宣传，展开宣传攻势瓦解日军士气，或者加强抗战宣传，增强沦陷区中国人的信心。对经济战方面的工作如印制汪精卫政权储蓄券的假钞偷运到沦陷区，扰乱当地金融，并大量收购日货与沦陷区物资运回大后方等。中美合作所存续期间，美国特工部门主持在各地举办了22个特工训练班，美军为军统提供了9000余吨特工器材、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装备了10万余名军统人员，加强了中方对日作战的能力。二战结束后，美国海军公开赞扬中美合作所的军事及气象信息“成为美国太平洋舰队和在中国沿海的美潜艇攻击敌海军的惟一情报来源”。[10]
美国海军宣称从1944年6月至1945年6月，这些游击队毙敌23,540人，伤9,166人，俘获291人，破坏桥梁209座，火车84辆，船舶141艘，仓库97个。[11]1945年3月22日，著名战地记者Don Bell搭乘PB4Y-2轰炸机在厦门市附近被击落，他与七名幸存机员在中美合作所的游击队协助下获救。他回忆说：“两小时前我们被击落，当时离最近的日军军营不到一里，我们遭到炮击，被汽艇追逐，被日军飞机搜索，而现在有人告诉我离最近的美国海军据点只有80里，你可以想像我们有多兴奋。24小时内我们就与美国海军接上头了。”[11][12]
美国历史学会会长魏斐德在其学术著作《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中论述三者关系：“从重庆歌乐山到沙磁区，毗连起伏的丘陵，广阔的山谷地带，长达13华里，纵横20余里，包括渣滓洞、梅园、杨家山、造时场、松林坡、白公馆、五灵观、红炉厂、王家院子、熊家院子、小杨公桥、朱公馆、步云桥、岚垭等地，都属于“中美合作所”的特区。这个秘密隐藏的营地周围有电网环绕，武装巡逻守卫，对擅入者格杀毋论。从步云桥到歌乐山的村落，全被封锁，不让老百姓通行。五灵观等地的居民，均被强行赶出。在特区范围内，除了持有特别通行证的美蒋特务外，一律不许进出。误入者便被抓起来杀掉。”[13][14]
在整个战争中，戴笠的人在美国物资和资金的援助下，把梯田改造成了一片具有800幢房屋的基地。整个基地包括兵营、操练场、兵工厂、靶场、教室、警犬房、鸽棚、无线电通讯室、一个监狱和审讯设施。……北面也就是最小的山谷中设有一个“严酷的监狱，关于它有很多不幸的故事”。自然，这就是在《红岩》描述的集中营和酷刑室“白公馆”。[13]
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一度出现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这种误称。这个名字，最早见于1956年8月16日四川省人民委员会公布的一批文物保护单位的名单，主要指位于重庆西北郊歌乐山与磁器口之间，占地约5250亩的一片地区。事实上，中美合作所只和白公馆、渣滓洞有部分空间上的重叠，时间上仅有很短时间的重叠，而且就时间和空间上的重叠来讲，目前也没有证据说明关押、刑讯政治犯和中共党员与中美合作所有关系[15]。
中美合作所宣称其训练的游击队毙敌25,000人，伤11,642人，俘获508人，破坏桥梁209座，火车82辆，船舶193艘，协助救援盟军飞行员76人，而美军顾问无损失。学术界普遍认为这个数字夸大了。对其贡献评价最低的是Lance Zedric与Michael Dilley，认为其主要贡献是提供气象报告。[16][17]
美国历史学专家迈克尔.沙勒博士在《美国十字军在中国》一书中评价中美合作所：“这个组织在蒋介石的秘密警察头子戴笠将军指挥下工作，是国民党一个货真价实的分支机构。”“这个小组的活动，大大地把中国推向内战的道路，使美国直接卷入了中国的国内斗争。”[18][页码请求]
美国著名记者和专栏作家约瑟夫·艾尔索普在1946年2月23日的《华盛顿邮报》上的《戴笠与美国海军情报组》一文中指出：“该组曾替戴笠训练并装备了15支所谓的游击队。那是一桩花费很多人力和物力的事……而且现在到处为害，因为那些所谓游击队，作战的主要对象并不是日本人而是他们的中国同胞。”
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如此评价：“中美合作所确实曾经部署过骚扰日军后方的行动，并为美国海军的登陆做了准备。但中美合作所的弊端在于，当1945年国共内战爆发时，它把美援全部用在了国民党一边。这就在客观上意味着美国‘过早地’正式加入了反对中共的活动。这为中国共产党所深恶痛绝，并完全有正当理由把它看作是美国帝国主义的不义行为。”4
台湾学者沈瑜认为，“台海两岸与美国对中美所历史的扭曲，表示美国从70年代起才开始对它的学术研究，如费正清等人，不重视它对二战的贡献，而将它视为基于意识形态偏见与对美国利益的狭隘定义而干涉别国内政的先例”。沈瑜同时认为“中美合作所”是中共抹黑国军的阴谋，并指，“中华民国撤退到台湾后，以它作为中美合作抗日的象征；中共早期将它作为国民党残杀的象征，以衬托中共新政权的进步，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则作为反美反蒋的教材，在中共授意下小说《红岩》歪曲历史，将军统与中美所混为一谈，广泛影响了中国大陆对它的看法，而在改革开放后，中共‘清除精神污染’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时，还是以它作为警惕外国势力干涉中国的例子。中共宣传基于政治需要操弄历史，抹去了中国人对于这一段历史的记忆。客观的研究中美所历史，要描述其历史角色与现代的回忆”[19][20]。
美国于1953年拍摄的二战电影《沙漠突围战》（Destination Gobi）描述中美合作所的气象观察员在戈壁的故事。
|journal=与模板{{cite web}}不匹配（建议改用{{cite journal}}或|website=） (帮助); |issue=被忽略 (帮助)SACO did indeed harassed the Japanese and prepare for Navy landings. The pernicious aspect of SACO was that as the Nationalist-Communist civil war developed in 1945, it put American aid to use actively on the KMT side.中国大陆出版的《费正清中国回忆录》第221页为"1943年夏天中美合作所开始了一个新的项目，戴笠将军称之为'联邦调查局学校指导'（F. B. I. school instruction）。此项目旨在训练戴笠的特工在中国的民众之间进行侦察。美国大使馆、美国国务院、史迪威、战略情报局以及其他人都反对将美国的援助作此用途。当时，四周传播的信息都是中国由抗日转为了对付共产党的内战。中美合作所确实曾部署骚扰日军并为海军的登陆作好准备。但是其有害的一面表现为，当国共内战于1945 年爆发时，美国援助成为国民党的帮凶。这在客观上意味着美国过早地正式介入了反共行动，因此激起了共产党的怨恨，他们完全有理由将这些看作美帝国主义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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