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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犹太人是指生活在中国的犹太人，中国关于犹太人最早的文献记录可以追溯到公元7世纪到8世纪间，但犹太人可能在更早的汉朝就已经来到了中国。从唐宋年间一直到清朝，犹太人都一直生活在一个相对隔离的社群中，大部分都居住在河南开封，称为开封犹太人社群。
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随着中国向西方开放通商口岸以及割让殖民地，一些犹太人移民到中国的上海、天津以及英属香港等商业中心。随后又有数万名犹太人为了躲避俄国的大革命和纳粹的屠杀而来到中国，这些在东北的犹太群体一方面是从苏联远东进入的，有些则是利用轴心同盟的日本签证移居在满洲国。
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几乎所有的中国犹太人都放弃了他们的宗教和文化信仰。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一些国际犹太人组织开始帮助中国犹太人恢复他们的传统。 在中国开展共产主义运动高潮的时代，有一些著名的外国顾问和技术专家也是犹太人。其中部分人甚至入了中国国籍，成为永久居民。在贸易扩大和全球化愈演愈烈的今天，有来自不同国家和不同宗教背景的犹太人暂时性或永久性地居住在中国当代的商业中心。
中国的犹太人，包括开封犹太人和其他社群。
公元1世纪后，犹太人逃离家园并散布在整个欧亚大陆上，其中以中亚地区最为集中。到9世纪时，已经有大量的犹太商人通过各种途径来到中国。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开放通商口岸和割让半殖民地，随之一些犹太人在大英帝国的保护下来到中国。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来自当时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印度或伊拉克。在20世纪上半期，又有一些犹太人来到中国的经济中心城市上海和英属香港。
1917年俄国革命之后，更多的犹太人以难民的身份逃入中国。在1930和1940年代，犹太人为了逃避纳粹在西欧的屠杀也大批地涌入中国，这些难民多属欧洲籍。其中上海、天津和哈尔滨以接纳犹太难民的数量而闻名世界。
几个世纪以来，因为和汉人通婚以及文化同化，加上中国历朝历代均无对犹太人进行打压，开封犹太人已经和汉人没有多少区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也不承认他们是一个独立的少数民族（一般归为回族）。除非这些遗弃了祖先信仰的犹太人重新皈依犹太教，否则他们不具备移民以色列的条件。
今天少数中国犹太人的后裔还生活在汉族和回族社群中。关于中国的犹太教和犹太人的学术研究也成为了西方学者的焦点，在20世纪末取得了不少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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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资料显示，因为类似的风俗，中国的犹太人常常被其他中国人错认作穆斯林。在元代1329年到1354年的编年史文献中，人们找到了可能是中国人对中国犹太人的最早的称呼：
- 竹忽、朱乎得、术忽、主鹤、主吾、术忽特、朱呼得、诸呼得、攸特、祝虎、珠赫（来自于希伯来语的יהודים，“犹太人”的意思）
- 一赐乐业（来自于希伯来语的יִשְׂרָאֵל，“以色列”的意思）
这段编年史提到中国政府命令所有的中国犹太人进京。然而，在中国之外的关于中国犹太人的记录要比这早得多。一名9世纪的阿拉伯旅行家Abou Zeyd Al Hassan认为犹太教徒也是878年在广州（广府，Khanfu， خانفو ）被屠杀的十二万人中的几个宗教派系之一[1]。在8世纪，迁入中国的犹太人的数量已经不少[来源请求]，以至于中国政府必须指派特定的官员来管理、监督他们。
在元代，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和摩洛哥使节伊本·巴图塔分别来到中国，在他们的游记中都提到了中国犹太人的存在。伊本·巴图塔写道，“杭州是一个十分美丽的城市，杭州的第二街区居住着犹太人，基督教徒，和土耳其人，人数众多”。[2]。
现代西方对于中国犹太人的最早正式记录可以追溯至17世纪在北京的耶稣会传教士的文献。
1605年，一位年轻的中国犹太人拜见了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告诉他中国犹太社群信奉一神教。据说，当这位犹太人看到基督教的《圣母子图》时，他误认作是描绘《希伯来圣经》里的人物利百加和以扫或雅各的绘画。他还告诉利玛窦他来自开封，在那里生活着大量的犹太人。
利玛窦派遣了一位中国教徒去拜访开封。随后，其他的耶稣会教士（大部分都是欧洲人）也拜访了这座城市。他们发现开封犹太社群建造了自己的礼拜寺，该寺面朝东，收藏了大量的书刊手稿。
据钱文忠教授考证，北宋来华并汉化的犹太人改为17个汉姓。包括白、赵、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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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76年（汉朝年间），罗马帝国皇帝提图斯（Titus）占领耶路撒冷，随后最初的一批犹太人经由波斯迁入中国。一位欧洲神甫在1900年的论述中提到了一种假设，认为犹太人有可能在宋代从印度沿海路来到中国。
在开封发现的三根有碑铭的石碑（Stele）为人们提供了三种假设。最古老的一根追溯到1489年，纪念一个犹太会堂的建造，上面记载着犹太人在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2世纪。
2001年，一枚犹太教的“大卫之星”图案浮雕在泉州德济门的抱鼓石中首次被发现。据相关史料记载，该石刻可能在泉州宋元时期或更早时候就已存在。元朝时，有一些犹太人在泉州居住，这方犹太教石刻的发现，为这段历史提供了实物依据[3][4]。
移居上海的第一波犹太人在19世纪下半叶到达，许多是来自伊拉克的西班牙系犹太人。这些犹太人的职业多为鸦片商人。
最早来到的一位是伊利亚斯·大卫·沙逊，在1845年为他父亲在孟买的公司开设了上海分公司。从此逐渐有一些犹太人从印度移居上海，大部分都是从孟买来的老沙逊洋行（David Sassoon & Co）职员。这个社团主要由亚洲 、德国和俄国犹太人组成，也有少数来自奥地利、法国和意大利。犹太人在对华鸦片贸易中占据极大份额，他们控制了大部分的鸦片贸易，同时也从事孟买棉纱的交易。少量人服务于租界的市政机构，例如新沙逊洋行（E. D. Sassoon & Co.）的股东哈同就曾先后任职于上海法租界公董局和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
1940年时，估计在满洲国及中国本土的犹太人口共有36,000人[5] 。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的犹太人主要居住在上海、天津和哈尔滨。
最初来自中东、途径印度和香港前来经商的瑟法底犹太人，都在上海经营一些实力雄厚的洋行，拥有相当的社会地位。后来从俄国来了大批犹太难民，使得犹太人在上海的地位有所下降。
1917年俄国革命之后，帝俄贵族、白军军官及数万名俄国犹太人（许多人是因资产或农地平分的反共人士）与东正教徒一起迁移到满洲（今中国东北地区）的哈尔滨。其中包括以色列第12任总理奥尔默特的祖父和父母，俄国首相的家庭。
另一波18000名犹太移民，在1930年代从德国、奥地利和波兰进入上海[6]。上海是一个开放的城市，对各种移民都很宽容，而当时在中国一些诸如何凤山的外交官亦出于人道理由而向这些犹太移民签发庇护护照。1943年，日本占领军要求这18,000名犹太人，正式名称为“无国籍难民”，重新安置在上海虹口区一块面积3/4平方英里的区域里[7]，这一时期进入上海的犹太人总数等于前往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新西兰和南非的犹太人人数的总和。许多在中国的犹太人后来前往中东创建了现代以色列国。
在大屠杀期间，上海由于是世界上少数几个不需要签证的地方之一，成为犹太难民的一个重要的避风港。
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犹太人对中国人提供了大量帮助，如雅各布·罗森菲尔德博士，作为战地医生为共产党军队提供帮助，而莫里斯·科恩成了蒋中正的保镖，还有一些住在香港的著名犹太商人在战争期间为中国难民提供了慈善捐助。
战争后期，纳粹代表施加压力，要求日军制定计划，消灭上海犹太人，这一计划被犹太社团的领袖获悉。然而在日本人付诸实施之前，战争就结束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犹太人的生存威胁因当时法西斯的战败而消失，欧洲重新进入和平期以及犹太复国主义在犹太人中的盛行从而引起了大部分犹太人移民回迁到欧洲，或者前往中东希翼建立犹太国，只有少数人留了下来。值得注意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有两位最著名的住在中国并同情共产党的外国人都是犹太血统，他们是沙博理和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后都加入了中国籍）。萨拉·埃马斯，一个在中国长大的犹太移民，成为两国建交后第一个从中国移民到以色列的犹太人 [8][9]。
当代，有3个中国城市建立了犹太会堂，供犹太侨民和本地犹太人礼拜[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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