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左派是中国大陆自20世纪90年代起出现的多元化的左翼政治理念[1][2][3]。由于运动的多样性，新左派一词存在歧义，一般来说，新左翼可以应用于拥护植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变化的左派理论、理想和传统的人，以及其他批评后现代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人[4]。
新左派与毛主义或资本主义的关系均较为复杂。尽管一些学派认为新左派希望回归毛泽东时代的群众政治运动并放弃资本主义，但还有一部分人认为中国新左派将资本主义的开放市场与社会主义元素（特别是在中国农村）结合起来[5]。
词源及定义
据李扬考证，中国“新左派”的称谓最早出现在1994年7月21日，这一天的《北京青年报》上，杨平在评价崔之元的文章“新进化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批判法学·中国现实”时表示中国出现了“新左派”[6]。随后，汪晖在《天涯》上发表的文章《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拉开了新左派与自由派的论战[7]。
一些被认为属于中国新左派阵营的人曾拒绝使用这个词描述自己，或对这个词抱有负面态度。汪晖本人一开始反对用“新左派”和“自由主义”来描述知识界的论战，表示这是“给别人戴帽子的方式”[8]。崔之元、甘阳、王绍光一开始都不使用这个词描述自己的立场[9]。
新权威主义理论家萧功秦在2002年定义中国的“新左派”为“以西方左翼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为基础，以平等与公平为核心价值，把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的社会分层化、社会失范与社会问题理解为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体现，并以平均主义社会主义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基本选择的社会思潮”[10]。马立诚2012年在《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一书中表示中国的新左派不是一个目标明确的统一群体，他们的大部分理论来自于西方的新左派，但也有继承本土老左派的思想，其与老左派的区别在于更注重新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相对轻视阶级斗争、计划经济[11]。
区龙宇在2018年时将新左派划分为两类，新左派学者和新左派学生[12]；赵鼎新在2019年时则将中国当代的左派思潮大概分为四类（新左派、老左派、学生左派和双面人左派），同时表示四类人之间存在一定重叠[13]。自由亚洲电台2023年2月报道，在白纸运动后，一些左翼青年开始以“新新左派”自称，以示与汪晖等人的国家主义倾向不同[14]。
起源
在1980年代民主化运动失败、1992年邓小平南巡和1992年中共十四大之后，学者和媒体人物开始对市场化及其后果采取更为批判的立场——包括（但不限于）沿海和内陆地区、城市和农村地区以及富人和穷人之间的社会地位及经济上的不平等[15]。根据新左派理论，市场经济的挑战源于中国经济改革下的市场经济已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体系；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已将中国带入全球资本主义领域[16]。
中国新左派的发展与邓小平时代在世界舞台上低调存在后中国民族主义的增强有关。它被视为对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其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的回应，因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导致了沿海和腹地之间以及贫富之间的社会不平等日益加剧[17]。有学者认为，基于20世纪独特而剧烈的经济和政治变革，中国不能采用许多西方国家的社会民主、资本主义模式。[16]中国新左派关注国家的社会不平等问题。有学者认为，虽然运动尚不成熟，但很可能在21世纪嵌入中国社会（假设两极分化继续下去）[18]。罢工、静坐、温和的公民不服从等行动，由于政府镇压而零星出现，并且可能随着新左派的发展而变得更有组织[18]。
中国新左派对现行资本主义体系大体均持怀疑态度和批评态度，但在政治和经济观点上存在着明显不同的分野。一方面，崔之元、汪晖等新左派支持者对自由主义和民主资本主义持怀疑态度[5]。另一方面，根据张旭东的说法，“中国学术界提倡新政式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学者在1980年代被认为是‘自由主义’的，但到20世纪末又被认为是‘新左派’的。” 这种流变表明，部分新左派提出的理想与1980年代的民主社会主义有相似之处[19][20]。
理论
经济学在中国新左派中占有重要地位，其发展与中国的经济改革密切相关。许多新左派的支持者普遍认为，应该找到一种左翼经济模式来解决中国对出口和储蓄的依赖，缩小城乡之间日益扩大的经济差距，并通过公有制和国家计划刺激私营企业。在大多数社会民主计划中应用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模式是不可取的，因为它没有挑战和改革现有的市场经济和代议制民主，而是试图缓和结构分裂和等级制度的社会后果。一个合适的、可持续的市场模式对中国的左翼运动至关重要。[21]例如，新左派经济学家崔之元认为，基于詹姆斯·米德和约翰·凯恩斯的劳资合伙关系可以为劳动力市场引入一些灵活性：外部股东持有股权证书；工人拥有劳动证和股票证，取代了固定工资，减少了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因为任何改善一个群体的决定（通过提高其股票的股息）都会自动提高另一组股票的股息[21]。同时，许多新左派知识分子对集体计划经济充满信心，期待农村工业化[16]。
新左派学者对于中国农村的情况同样存在不满，他们视市场经济改革对农村造成的破坏为其最大缺陷，并引其为论据[22]。
中国新左派的政治观点存在不同分野。汪晖、甘阳、崔之元等都赞成民主，但关于如何实现民主则看法不一[23]。一些中国新左派主张采用文化大革命时代的经验和《鞍钢宪法》实现民主和经济民主[24]。王绍光认为普选并不民主，而群众路线反倒更贴近民主[23]。许纪霖写道，新左派不满意“自由主义”者所强调的“消极自由”和“间接民主”，批评称这些表面平等的“消极自由”只是少数权贵能够享受的“自由”，而与广大民众无涉，他们要进一步落实能够保障一般平民广泛参与公共生活的“积极自由”和“直接民主”，并通过国家强有力的干预真正落实自由与民主的基本条件[25]。陈子明在文章中批评新左派不注重民主，同时批评汪晖在《再论当代中国大陆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对民主这一论题的回避[26]。而另一部分中国新左派自次贷危机以来倾向于拒斥人权和普世价值等海外被认为具有重要地位的概念，这些理论家主张建立一个与西方知识传统分开的威权主义政府[27]。丁学良在2010年时批评中国新左派过度注重国家干预，称“中国根本就没有新左派”，因为“新左派的首要主张就是人权大于主权”[28]。
中国的新左派和老左派之间的关系也较为复杂，萧功秦在文章中写道：
| “ | 一般而言，他们并未表现出在现体制条件下参与政治的直接兴趣与动向，而只是作为学者、作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形成过程的参与者在学术思想界活动。他们中的一些人经亲朋介绍、与原教旨主义的左派（即老左派）建立了若即若离的私下接触，前者要求复苏社会主义的观点也受到一些老左派人士私下的赞赏。但迄今为止，从总体上说，新左派知识分子与老左派官僚之间并不存在政治上的合流与合作。这首先是因为，在改革开放的大趋势下，老左派在社会上名声并不好，新左派若公开与之合流，会损害自己的社会名声，而且在政治上此举也颇犯忌。其次，对于受过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理论训练的新左派博士们来说，老左派使用的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的陈旧意识形态话语和教义已没有什么吸引力了。再次，老左派的党官僚主义式教条思想模式与新左派更具浪漫主义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之间，其实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最后，多数新左派学人并没有直接参与政治的意愿，因而对老左派拥有的政治资源也缺乏兴趣；即使个别新左派学人有兴趣参与政治，但老左派官僚已是退出政治中心的边缘人物，并没有多少政治资源可提供[29]。 | ” |
朱学勤[30]、任剑涛及马立诚[31]则称新左派和老左派之间存在合作，任剑涛写道：
| “ | 此外，学术界的“极左派”与“新左派”已经混合为一体。以“第二次思想解放”命名的“新左派”学术探究，其实就是要对中共主导的改革开放进行清算，以走出所谓对西方发达国家的迷思为鹄的。他们的思想资源，当然是国际学术界的左倾思想[32]。 | ” |
与1960年代海外新左派反传统文化、提倡国际主义的情况不同，1990年代的中国新左派运动与新儒家产生了一定的交集，后者主张恢复中国古代文化传统，如孝道。这两种意识形态都出现在1990年代后期，均是由于当时新自由主义在中国占主导地位而产生的民族主义产物，这导致部分新左派和新儒家越来越多地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互惠。2015年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研究人员的一篇论文写道，中国网民倾向于聚集成两个阵营，自由市场派倾向于国际主义和民主，而社会主义派倾向于亲传统文化和民族主义，这与海外保守派倾向于民族主义、进步派倾向于国际主义的现象相反，且中国网民的每个阵营都表现出高度的思想统一[33]。
社会运动
据《金融时报》报导，2016年，几位专家估计，如果中国举行自由选举，新毛主义候选人将获胜。这场毛主义复兴运动先于习近平上任，他自己在表面上复兴毛时代元素似乎是为了向新毛主义妥协。人们认为，新毛主义的日益流行是由于市场改革和全球化下日益严重的经济错位和不平等。[34]海外观察认为，新毛主义者首先在胡锦涛时期声名鹊起，当时他们通过乌有之乡等网站对中共政策进行毛主义角度的攻击。他们通过与太子党出身的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联系扩大为政治运动，并成功地在镇压中幸存下来。相信中共领导层不愿铲除这些团体，因为他们与中共历史和意识形态有关。[35]
2004年12月，张正耀、张汝泉等四名毛派在河南郑州散发了指责共产党抛弃工人阶级、严重腐化，呼吁回到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道路”的传单，并在随后不久因此被逮捕并被秘密审判。该案随即引起轰动，中国全国各地的左派纷纷来到郑州抗议裁决结果[37]。
一群工人和学生于2008年成立了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这是一个地下的、未被承认的政党，反对执政的共产党政府。[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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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2012年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执政后，毛主义和新毛主义在千禧一代和中国贫困人口中越来越受欢迎，外国媒体对他们的报导也越来越频繁。[40][41][42][43]由于中共对无产阶级运动和抗议的镇压，党与新左派之间的紧张局势日益加剧。[44]
2015年2月，来自中国全国各地13个省的毛主义者在洛阳召开会议，呼吁人民群众发动革命，扭转“修正主义上台所造成的资本主义复辟”，并声称得到了党内元老的支持。不久后许多参与会议的毛派被逮捕[34]。
2017年11月，毛派学生张云帆等人和一些工人因组织毛派沙龙在广州被捕。[45][46]
2018年文革开始52周年之际，来自中国各地的数十名新毛主义者聚集在香港举行纪念活动，称他们的活动在中国大陆被禁止。他们身着毛泽东时代的蓝色军装，挥舞著镰刀旗。这些毛派团体高度批评中共的市场经济，他们声称这是造成不平等和腐败加剧的罪魁祸首。[47]
一些毛派学生参加了2018年7月至8月的佳士事件，支持工厂工人的权利。[48]学生们组成了佳士工人声援团，其中包括＃MeToo倡导者岳昕。[43][49]五十名学生随后被捕；他们下落不明。[50]
习近平当局在对企业实施政治控制的同时，还推动了深圳更大程度的经济自由化，深圳随后被视为中国其他地区的典范。2020年9月，深圳市前市长、市委书记厉有为在香港《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措辞严厉的评论，警告说由于左翼再次开始讨论阶级斗争，中国正处于经济改革的十字路口[51]。2021年6月，《纽约时报》报道称，受中国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和996工作制影响，毛泽东思想正在中国的Z世代青年中复兴，他们呼吁打倒资本家、“用路灯吊死资本家！”，甚至直接挑战中国政府的审查制度[52]。
批评
对中国新左派的批评主要集中于部分派别在发展过程中带有的民族保守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成分是否有悖于左翼意识形态体系，以及以此引申出的是否真正存在新左派的质疑。
北京大学哲学教授赵敦华在2019年时认为，中国语境中的“左”和“右”与西方大不相同，甚至相反，必须打引号。例如，“列奥·施特劳斯和卡尔·施密特的政治哲学在美国被用于强化传统宗教价值和国家权威，属于右派，但转口中国后，与批判现代性和反对启蒙主张相结合，成为‘新左派’重要的西学资源”。西方“新左派”把中国打着同样旗号的人引以为同道，乃“滑天下之大稽”[54]。媒体人郭宇宽主张区分“左派”和“中国新左派”，因为“秦晖、艾未未等如果在西方的话，应被划为纯正的左派”，而法国极右翼勒庞的政治纲领放在中国一定会被当作“新左派”[55]。
参见
参考来源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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