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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女权活动家（1858－1928）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艾米琳·潘克斯特（英语：Emmeline Pankhurst，原姓古尔登（Goulden）；1858年7月15日—1928年6月14日）是一位英国活跃政治家和积极推动英国妇女获得投票权的妇女运动的领袖。尽管在争取妇女权利运动过程中，她所领导的“妇女社会政治联盟”（WSPU）采取的过激行为遭到指责，但她和她的同事们为此所付出的努力和代价无疑是为英国妇女赢得了参政权利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1][2]。 2002年，她入选英国广播公司的“百名英国历史伟人”[3]。
| 艾米琳·潘克斯特 Emmeline Pankhurst | |
|---|---|
.jpg) 摄于1913年 | |
| 出生 | 1858年7月15日 英格兰曼彻斯特 |
| 逝世 | 1928年6月14日（69岁） 英国伦敦汉普斯特德 |
| 纪念建筑 | 艾米琳·潘克斯特雕像 艾米琳和克里斯塔贝尔·潘克斯特纪念馆 |
| 职业 | 政治活动家、女权主义者 |
| 政党 | 英国妇女党(1917–1919) 保守党 (1926–1928) |
| 运动 | 妇女社会政治联盟（WSPU） |
| 配偶 | 理查德·潘克斯特 （1879年结婚—1898年去世） |
| 儿女 | 克里斯塔贝尔（长女） 西尔维亚（次女） 弗兰西斯（长子） 阿德拉（三女） 亨利（次子） |
| 父母 | 罗伯特·古尔登（父亲）、索菲亚·古尔登（母亲） |
| 亲属 | 玛丽·珍妮·克拉克 (妹妹) 理查德·潘克斯特 (外孙) 阿卢拉·潘克斯特 (外曾孙) 海伦·潘克斯特 (外曾孙女) |
1858年7月15日艾米琳·潘克斯特生于曼彻斯特[4]。父亲是罗伯特·古尔登（Robert Goulden），母亲是来自马恩岛的索菲亚·古尔登，1881年马恩岛成为英国第一个给予妇女投票权的郡。
艾米琳始终认为她的生日应该是前一天的“巴斯特尔日”，虽然出生证明并没有这样写。她的女儿们写的传记中也都重复这一说法，艾米琳认为她与这一天似乎有着天然联系，她在1908年时说过：“我一直认为那个日子影响了我的一生”[5][6]。
艾米琳总共有10个弟兄姊妹，艾米琳是五个女孩中的长女。她出生后不久，全家搬到了兰开夏的赛德莱，艾米琳的父亲在那里创办了一家小企业，而且还积极参加当地的社会政治活动，并在索尔福德担任镇议会多年。他的父亲还是一个莎士比亚戏剧迷，除了赞助戏剧活动之外，还拥有一家剧院多达数年，并在莎士比亚戏剧中扮演主角。艾米琳继承了父亲的表演天赋，她将这个才华天赋用在了以后的社会活动当中[7]。
古尔登夫妇喜欢让孩子们参与社会活动，父亲罗伯特是废奴主义的积极倡导者，他曾邀请美国的废奴主义社会活动家亨利·沃德·比彻到访曼彻斯特。母亲索菲亚将比彻的妹妹、美国作家伊丽莎白·比彻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作为念给孩子们的睡前故事。受此影响，艾米琳在年轻时候曾去集市为美国解放黑奴运动募捐筹款。
艾米琳从小就养成了阅读的习惯，据说在她九岁时候就阅读了《奥德赛》，也喜欢阅读约翰·班扬的著作，特别是他在1678年写的《天路历程》[8]，她还喜欢阅读托马斯·卡莱尔的三卷《一部历史：法国大革命》。尽管艾米琳天生好学，但是她的父母却将子女受教育的重点都放在男孩子身上，至于对女孩子们则希望她们早早嫁出去。虽然夫妇两人都支持妇女解放运动，但是夫妇二人认为他们的女孩子们无法实现同龄男人的目标。据说有一天晚上，他的父亲走进艾米琳的卧室，艾米琳假装睡着，罗伯特·古尔登自言自语道：“可惜她不是男孩子。"[9]
艾米琳的父母对妇女选举权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她的母亲订阅了《妇女选举权杂志》，而艾米琳通过阅读这个杂志第一次接触到这个话题，而且也越来越喜欢该杂志的编辑莉迪亚·贝克尔[10]，莉迪亚·贝克尔可以说是英国最早的女权主义者。在艾米琳14岁那年，有一天在她放学回家的路上，遇到前往参加有关妇女选举权的集会的母亲，当她得知贝克尔在集会上将发表演说之后，执意也要和母亲同去。集会上贝克尔的演讲令她陶醉。后来她写道：“当集会结束后，我已经意识到了自己也是一个女权主义者”[11]。
一年之后，她来到巴黎诺伊夫高等师范学院（École Normale de Neuilly）学习[12]。这所学校当时为女学生设立了传统的刺绣等艺术课程之外，还提供化学和簿记等教学课程。与她同宿舍的同学名叫“诺艾米”（Noémie），她的父亲维克托·亨利·罗什福尔因为支持“巴黎公社运动”而被流放到新喀里多尼亚。两个人很快成为了好朋友，彼此分享了父母的政治经历。后来嫁给瑞士画家的诺艾米也为艾米琳物色了一个法国丈夫，两个人很快就要谈婚论嫁，但是艾米琳的父亲反对这桩婚事（据说是罗伯特拒绝为女儿提供嫁妆），为此对方撤回了婚约，艾米琳怀着悲伤的心情回到了曼彻斯特。
1878年，20岁的艾米琳结识了理查德·潘克斯特并开始了交往。理查德·潘克斯特是一位律师，多年来一直倡导妇女的选举权、就业权、言论自由以及受教育权等。他们结识时，理查德已经44岁，在这之前，理查德为了全身心投入公益事业，一直没有结婚。两个人虽然年龄相差甚大，但是共同理念使得两人的感情日益加深。然而，艾米琳的母亲索菲亚却因两人年龄悬殊，不赞成他们之间交往 [13]，想阻止这桩婚事但是没有成功。鉴于母亲的反对，艾米琳建议理查德不经过婚姻而已自愿结合方式生活，但是理查德考虑到当时的社会氛围对不经婚姻而自由同居的女性极为排斥，他的同事伊丽莎白·沃尔斯藤霍姆·艾尔米就因为婚前自由同居而受到舆论的指责，对此艾米琳表示同意，两个人于1879年12月18日在索尔福德的圣路加教堂举行了婚礼。
婚后的艾米琳在十年之内生了两男三女，1880年大女儿克里斯塔贝尔出生，1882年二女儿西尔维亚出生，1884年大儿子弗兰西斯（Francis Henry Pankhurst）出生[14]，1885年小女儿阿德拉出生，1889年小儿子亨利（Henry Francis Pankhurst）[15]出生。五个孩子中三个女儿长大成人，两个男孩幼年早夭。但是艾米琳依然没有因此而减少政治活动。因为夫妇两人都认为不应为照料家庭而牺牲时间和精力，为此他们雇了一个管家帮助照料孩子们。
1884年理查德·潘克斯特离开了自由党之后，其社会主义观点表现得更为激进。在这期间，他在法庭上就一个官司与当地几个富商辩论，因而惹怒了艾米琳的父亲罗伯特，家里的气氛变得紧张起来。1886年艾米琳和丈夫、孩子们搬到了伦敦，理查德在伦敦竞选国会议员但未能当选。艾米琳与她的妹妹玛丽·珍妮开了一家名为“爱默生”（Emerson）的布料商店[16]。
1888年，英国第一个倡导妇女投票权的全国性组织“全英国妇女选举权协会”（简称：NSWS）在大多数成员决定接受该协会附属为政党团体之后发生了分裂。该组织的领导人包括莉迪亚·贝克尔、米利琴特·费塞特也对这一决定感到愤怒。她们决定另辟门户其取代现有的组织，后来成立了名为“议会街社团”（Parliament Street Society）（简称：PSS）的新组织，该组织的一些成员赞同以零散方式获得投票权。因为当时的人们认为已婚妇女不需要投票权，因为她们的丈夫可以为她们投票，因此，“PSS”的成员认为争取未婚妇女和寡妇的投票权是迈向全面选举的第一步。
艾米琳最初也加入到了“PSS”。但“PSS”对已婚妇女的投票权显得漠不关心之后，潘克赫斯特和她的丈夫决定组织另外一个新团体“妇女选举权联盟”（简称：WFL），旨在为所有包括已婚妇女和未婚妇女争取投票权[17]。1889年7月25日，“WFL”的成立聚会在位于罗素广场的艾米琳家中举行。成员中包括：“杜绝传染病全国妇女协会”的领导人约瑟芬·巴特勒、理查德的同事伊丽莎白·埃尔米、美国女权主义者、作家哈里奥特·斯坦顿·布拉奇和她的母亲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
“WFL”被认为是一个激进的组织，除了倡导妇女选举权之外，它还支持妇女在离婚和财产继承权方面的平等权利。由于该团体体现出的激进意识，导致了一些成员离开，其中包括布拉奇和埃米尔。后来，1903年新成立的“妇女社会政治联盟”（WSPU）取代了“妇女选举权联盟”（WFL）。
艾米琳来到伦敦之后，布料店的生意一直很惨淡。迫于经济压力，理查德定期前往英格兰西北部继续他的律师职业，因为很多客户都在那里。1893年艾米琳夫妇关闭了伦敦的商店回到了曼彻斯特。最后在曼彻斯特维多利亚公园的一座住宅中定居下来。三个女儿就读于曼彻斯特女子中学。在同一年，艾米琳五年前认识的作为来自苏格兰的国会议员凯尔·哈第成立了独立工党（ILP），艾米琳被独立工党要做出解决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承诺吸引，于是她辞去了“WFL”的职务，申请加入独立工党，最初由于她的性别遭到当地党支部的拒绝，但是最后还是在全国范梅内加入了独立工党。
加入独立工党之后，她积极参加党务活动，通过失业救济委员会向穷人和妇女分发食物，1894年艾米琳被选为梅德洛克郡的《贫民法》监护人。她通过在曼彻斯特救济院所亲眼目睹的状况感到震惊：
我第一次去那个地方时，可怕地看到七八岁的小女孩跪在长长的走廊擦洗冰冷的石板地……很多时候她们中间流行着支气管炎……我发现，在救济院有孕妇擦洗地板，几乎直到婴儿降临一直都在从事著最辛苦的工作，……而这些婴儿的保育状况相当糟糕……我坚信，这些可怜的、缺少保护的母亲和她们的婴儿都教我成为一个激进分子的强烈原因[18]。
艾米琳立即着手改变这种现状，并成功地在《贫民法》监护人委员会中树立了自己的改革声音。
1896年艾米琳遇到了法律上的麻烦。当时，她和另外两个人违反了法院关于禁止独立工党博格霍尔克拉夫举行集会的禁令。为了应付这场官司，理查德自愿义务担任法律顾问，艾米琳和她的两个同事拒付罚款，为此法院判艾米琳的两个男同事服刑一个月，但是法院对艾米琳网开一面。考虑到艾米琳已经在社会上享有名誉，因此地方法院对她比较慎重。独立工党的一位撰稿人问艾米琳是否做好准备入狱？艾米琳回答说：“这很好。入狱并非那么可怕，它将是一个宝贵的人生经验[19]。”虽然独立工党的集会最终被批准，但这个官司也令艾米琳身心疲惫以及家庭经济收入受到损失[20]。
这场官司之后，艾米琳的丈夫理查德患上胃溃疡，健康逐渐恶化。1898年7月5日理查德去世。
丈夫的离世让艾米琳背上了家庭责任与大量债务的沉重负担，她不得不搬出了维多利亚公园的住宅，搬到了纳尔逊街62号的一间小房子，同时也辞去了《贫民法》监护人委员会的职务，在博格霍尔克拉夫的“出生死亡登记处”得到了一份工作。而这个工作也使得她对该地区妇女状况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她在自传中写道：“那些妇女经常对我讲述一些关于她们的可怕故事，所有的人都是那么可怜，充满了对贫病交加的无助与无奈。[21]”。她观察到男女之间生活的差异，例如在私生子方面。她认为，妇女需要获得选举权才能改善这种状况。
1900年，她被选入曼彻斯特学校董事会，在此期间，为了增加收入来源，她又开设了新的商店。
进入到20世纪之后，艾米琳认为，多年来国会议员对妇女选举权的承诺都迟迟没有兑现。尽管1870年、1886年以及1897年三次提出了选举法权利议案，但均遭到否决。艾米琳怀疑各政党是否真的能在众多议案中将妇女选举权议案放在首位。她后来也对独立工党感到失望，当独立工党不再关注妇女投票权时，她与独立工党分手。艾米琳因此认为，有必要放弃现有的耐心战略，转而采取更为激进的行动。1903年10月10日，艾米琳与几位同事在纳尔逊街62号的艾米琳家，宣布成立“妇女社会政治联盟”（WSPU），并强调这个组织的重点是通过以实际行动争取投票权。她后来写道：“我们永远的座右铭是行动而非空话”。
妇女社会政治联盟（WSPU）最初采取了发表演讲、集会、收集请愿书签名以及出版名为《妇女投票》的通讯简报等较为温和的活动。但是以后，她们与政府的对立越来越激烈。1905年5月12日，当一项涉及妇女选举权法案被“拉布”时，艾米琳和其他WSPU成员开始在议会大楼外面高声抗议，要求通过该法案，虽然她们的抗议活动遭到警察驱逐，但是艾米琳认为这种行动可以吸引世人的关注 [22]。1906年艾米琳宣称：“我们终于被承认是一个政党，是在政治大潮中游刃有余的一股政治力量[23]。”
在她的影响之下，她的三个女儿也开始积极参与妇女社会政治联盟（WSPU），三个女儿在不同场合下都遭到警察逮捕。艾米琳本人也在1908年2月试图闯入议会试图向首相阿斯奎斯递交一份抗议书时第一次被警察逮捕，警察逮捕她的罪名是妨碍公务罪，并以此被判处六个星期监禁。在服刑期间，她依然对牢房出现的虱子跳蚤、微博餐食以及为了让她闭嘴而“被文明地关进单独囚室”等现象提出了抗议[24]。艾米琳将入狱视作为妇女争取选举权的激进手段，甚至为此不惜与警察发生肢体冲突。在妇女选举权实现之前，艾米琳曾七次被捕。在1908年10月21日的审判中，她对法庭说：“我们在这里不是因为我们是违法者，我们在这里是为了努力成为法律的制定者。[25][26][27]”
在争取妇女选举权过程中，妇女社会政治联盟（WSPU）的激进表现在于，该组织拒绝与将妇女选举权作为优先考虑的政党进行合作，而政府内阁的所有候选人都遭到WSPU的反对，其中温斯顿·丘吉尔也是WSPU的最初反对对象。艾米琳和其他的WSPU成员认为，政党政治分散了为妇女争取选举权的目标，批评这些政党将本党的利益置于妇女的选举权之上，因此WSPU表示要持续不断地对这些政党议员开展激进活动。
1908年6月21日，来自英国各地的50万名妇女们聚集于伦敦海德公园，开启了“妇女星期日”活动，向世人宣传妇女应享有与男性一样拥有的选举权利，这一天成为了英国历史上的划时代一页[28]，集会之后艾米琳和与会者们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期间12名妇女聚集在议会广场试图发表演讲，但被警察驱散。而两名激进的妇女社会政治联盟（WSPU）成员伊迪斯·纽和玛丽·莱来到唐宁街10号向首相官邸的窗户投掷石块，而且声称这是她们个人所为，与（WSPU）组织无关。但艾米琳赞成她们的举动，在当地法院判处两人为两个月监禁时，艾米琳提醒法官，在英国历史上，很多男性政治鼓动着是如何通过打破窗户来赢得合法和公民权益的[29]。
1909年绝食抗议成为妇女社会政治联盟（WSPU）采用的一种抗争方式，1909年6月24日，玛丽安·华莱士·邓禄普在下院墙上书写《权利法案》的节选而被捕。邓禄普对监狱条件感到愤怒，因而进行了绝食抗议，她的这个举动也影响了其他狱友，有14名因为打碎窗户而被监禁的妇女也随之仿效。以绝食方式抗议监禁的做法很快WSPU在成员当中传开，以至于当局经常采用强制进食的粗暴方式，这又招致了女权运动者和医务人员的谴责[30]。
但绝食方式引发了“WSPU”与较为温和组织之间的关系紧张，全国妇女选举权联盟（简称：UNWSS）虽然赞扬妇女社会政治联盟（WSPU）的勇气与对事业的奉献，但是认为绝食方式有些过头，该组织领导人米莉森特·福西特担心这些激进分子会成为下院选举权运动取得成功的主要障碍，在全国妇女选举权联盟（UNWSS）在要求妇女社会政治联盟（WSPU）停止过激行为未果之后，于是拒绝参加妇女社会政治联盟（WSPU）发起的游行，米莉森特·福西特的妹妹，伊丽莎白·加勒特·安德森也辞去了“WSPU”的职务。
许多记者注意到，妇女大众都对艾米琳的演讲反应积极；有些媒体指责“WSPU”成员破坏窗户的行为，《每日新闻报》敦促艾米琳采取更温和的方式。《每日邮报》记者查尔斯·汉兹（Charles Hands）在描述女权激进主义者时采用的英文单词为“suffragette”，而不是标准的（女权主义者）的“suffragist”，于是艾米琳和她的盟友干脆将这个“suffragette”词汇用在自己身上，以此来区别其他温和派别[31]。
1907年，艾米琳卖掉了曼彻斯特的房子，开始了各地的巡回演讲和游行集会。在这期间，她不是住在朋友家就是住在旅店，随身携带着为数不多的财物。对她来说，这并非意味着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而是在其中得到了快乐。她的长女克里斯塔贝尔成为了“WSPU”的协调员和母亲一起活动。1909年在艾米琳计划去美国巡回演讲时，她的小儿子亨利因为患上脊髓炎而瘫痪。这使她犹豫要不要放弃去美国做巡回演讲，但是由于这次的演讲活动有望得到丰厚的经济收入，可以用来支付亨利的医疗费用。当艾米琳演讲回来之后的1910年1月5日，小儿子亨利去世。在给亨利下葬之后，她又在曼彻斯特面对5000多听众发表演讲，那些在集会上本打算对她喝倒彩的“自由党”支持者当看到如此坚强的艾米琳，便都默不作声了[32]。
1910年自由党在选举失利之后，自由党成员、记者亨利·布雷斯福德组织了一个54名来自不同党派的议员组成的妇女选举调解委员会，该委员会起草的调解法案虽然看起来定义狭窄，但仍具有可以帮助一部分妇女实现选举权的可能。为此，在该法案讨论期间，WSPU同意暂停砸破窗户、绝食抗议的激进行动。但是法案遭到否决后，艾米琳在11月18日带着300多名妇女到议会广场进行抗议游行。在内政大臣温斯顿·丘吉尔的指示下，警察对她们实施了粗暴镇压。尽管艾米琳后来被允许进入议会大厅，但是首相阿斯奎斯拒绝与她会面。艾米琳的妹妹玛丽·珍妮也参加了抗议活动遭到逮捕，并被判处了一个月监禁。被释放出狱之后的两天的圣诞节，玛丽·珍妮在哥哥赫伯特·古尔登家中去世。之后，随着调解法案的出台，“WSPU”领导人决定停止激进行动。
但是到了1912年3月，第二项法案岌岌可危，于是艾米琳又开始参与新的一轮砸窗户暴力行为，所造成的大量财产损害，导致了警察突袭了“妇女社会政治联盟”（WSPU）办公室，艾米琳和艾米琳·皮西克·劳伦斯在奥卑利法院受审，被判定犯有破坏财产罪，她的女儿克里斯塔贝尔遭到通缉之后逃到了巴黎。
在霍洛韦女子监狱，为要求改善牢房中其他女权运动者的待遇，艾米琳第一次进行绝食抗议，并遭到强行灌食。她的行动很快得到了艾米琳·皮西克·劳伦斯等其他WSPU成员的支持。在艾米琳的自传中，她这样写道：“霍洛韦女子监狱成了一个可怕的地方，令人作呕的暴力场面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为了灌食，医生从一个牢房到另一个牢房进行他们的可怕工作……”[33]
在随后的两年里，她多次遭到逮捕，但由于身体健康状况不佳，经常在几天之后获释。《猫捉老鼠法令》颁布后，允许对因绝食面临健康不良的女权运动者进行释放。监狱方面意识到，如果这位享有盛名的妇女社会政治联盟（WSPU）领袖人物在监狱被灌食而受难，可能会引发公共舆论灾难。
除了砸玻璃窗、绝食之外，“WSPU”成员甚至还采用纵火等其他的过激活动。1912年首相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访问都柏林皇家剧院后，女权运动者们格拉迪斯·埃文斯（Gladys Evans）、莉兹·贝克（Lizzie Baker）、玛丽·莱、梅布尔·卡珀用火药试图制造一起爆炸事件，但是没有造成大的损坏。在同一个晚上，玛丽·莱向载有约翰·雷德蒙（爱尔兰议会党领袖）、市长以及阿斯奎斯的马车投掷了一把斧头[34]。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女权运动激进者们纵火烧毁了摄政公园的一座茶点住房，邱园的一座花房、邮箱和一辆火车。
在“1913年爱普森赛马会”中，“WSPU”成员埃米莉·戴维森从观众当中突然冲向赛道，试图向驾驭“乔治五世”的骑手赫伯特·琼斯（杰克）展示宣传海报，结果造成人仰马翻的惨剧[35][36]，埃米莉·戴维森被送到医院四天后不治。这件事引起了轰动，在她出殡那天，沿街有55,000人为她送行并参加了她的葬礼。有人认为埃米莉·戴维森是采取了近似自杀行为来引起世人对女权运动的关注[37]。
1914年“WSPU”成员玛丽·理查森甚至刻意损坏伦敦国家美术馆收藏的委拉斯开兹的画作《镜前的维纳斯》以示抗议对艾米琳的监禁。尽管上述过激行为并没有受到艾米琳和其他领导人的指使，但是她们都表示支持这些行为。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法国成为了战争前线，逃亡中的克里斯塔贝尔被迫回到了英国。回到英国之后，克里斯塔贝尔遭到了逮捕，为此她曾进行了绝食抗议，但被判处了3年监禁。艾米琳认为，当前的主要问题是面临来自德国的威胁，英国政府需要全体英国人民的支持。为此她说服“WSPU”成员停止所有的激进活动，直至战争结束。克里斯塔贝尔后来写道：现在不是鼓动异议行为的时候，作为女权主义者，我们不可能不惜一切代价地成为和平主义者。政府与妇女社会政治联盟（WSPU）达成了协议，所有在押的“WSPU”成员包括克里斯塔贝尔都获得了释放。出狱后的克里斯塔贝尔在一次演讲中呼吁英国妇女像法国姐妹那样，支持男人上前线，妇女接替男人在后方从事生产工作[38]。
艾米琳将以前用于为妇女争取选举权的精力投入到爱国主义的战争宣传中，她不断组织集会、巡回演讲，并游说政府帮助前线作战军人的妻子们进入劳动岗位。当时，她非常关注战争期间的单身母亲的问题，即：生父在前线作战，而孩子单身母亲所生。艾米琳在坎普登山建立了一个收养所，一些妇女对此表示非议，认为这是对私生子的父母提供了不当救济。然而，有过在《贫民法》监护人委员会亲身经历的艾米琳认为这些儿童不应该为此遭受痛苦。但是由于缺乏资金，这个收养所很快被转交给了爱丽丝公主。艾米琳本人收养了四个孩子，和他们一起住在伦敦荷兰公园附近的住房，这是她漂泊多年以来的第一个永久的家。有人不解地问，艾米琳已经是57岁且没有固定收入，却如何能收养四个孩子。她诙谐地说：“亲爱的，我吃惊的是我没有收养40个孩子[39]。”
1916年，艾米琳与塞尔维亚前外长契多米利·米亚托维奇一起访问了北美，一直处于战场中心的塞尔维亚属于协约国阵营。他们在北美各地巡回演讲，筹措战争资金，并呼吁美国政府支持英国以及加拿大和其他盟国。在美国参战之后，艾米琳又来到美国，继续鼓吹女权主义，在支持战争的同时，并没有中止对女权运动的支持。她还特别提到了对共产主义势力抬头的担忧，认为这是对俄国民主的严重威胁[40]。
1917年夏天，布尔什维克势力在俄国抬头，布尔什维克呼吁结束战争。在此之前，艾米琳的自传已经在俄国翻译出版，因此她在俄国也有一定的知名度。艾米琳想以此说服俄国人不要接受德国的条件，这会导致俄国和英国在这场战争的失败。为此英国首相大卫·劳合乔治同意资助她的俄国之行。6月她来到了彼得格勒之后，向公众表示：我带着英国对俄国的祈祷来到彼得格勒，希望你们将战争进行下去，这决定了自由文明的体面[41]。媒体对此的反应分为左右翼，左翼媒体将艾米琳说成是资本主义的工具，右翼媒体称赞她是虔诚的爱国主义者[42]。
虽然艾米琳曾经参加过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独立工党（ILP），但她已经开始认识到左派政治不可取，她的这种观念来到俄国后表现得更为强烈。8月她会见了俄国临时政府总理克伦斯基，但这次的会面让双方不欢而散，克伦斯基感到她无法理解当时俄国正在加剧的阶级冲突。克伦斯基得出的结论是：英国妇女没有什么可以教给俄国妇女的。艾米琳后来对《纽约时报》说：他（克伦斯基）是”当代最大的骗子“，他的政府可能会”摧毁文明“[43][44]。
艾米琳从俄国回到英国后，她高兴的发现，妇女选举权终于即将成为现实。1918年颁布的《人民代表法》取消了对男子选举权的财产限制，在若干限制下将投票权给予30岁以上的妇女。
在这之前的1917年11月，”WSPU“宣布了该组织改组为“英国妇女党”。当妇女参选权得到落实之后，党内又面临着新的意见分歧，许多社会主义者和温和派支持男女在政治上的联合，但是艾米琳和克里斯塔贝尔认为妇女组织最好与之分开，她们两个人的意见是妇女党的成员仅限妇女。其目的在于：通过远离男性的政党机制和传统，妇女可以更好地为国家服务。大家普遍认为，传统机制仍尚待改进。作为妇女党赞成平等的婚姻法、男女同工同酬、平等就业机会等要求、缩短劳动时间等，但是在战争期间，这些议题只能留在战后解决。而当前的任务是赢得战争，任何与德国有牵连或持和平主义者的人应该从政府部门清除出去，作为党纲的最后一项是防止布尔什维克在英国的兴起。
当允许妇女竞选下院议员的法案通过之后，许多妇女党成员鼓励艾米琳参选，但是她认为女儿克里斯塔贝尔是更好的人选，1918年11月19日，艾米琳在伦敦女王音乐厅公开表示，她的女儿克里斯塔贝尔将成为大选中的候选人，为此她孜孜不倦地协助女儿参选，并游说首相大卫·劳合乔治支持女儿，最后在选举中，克里斯塔贝尔以775票败给工党候选人约翰·戴维森，之后“英国妇女党”再也没推出候选人，一年之后该党自行宣告解散。
一战结束之后的几年期间，虽然艾米琳继续关注妇女权利方面的事情，但是她与当局的斗争已经结束，开始了与政府的合作。她坚持维护大英帝国的利益，并为其辩护道：“有些人谈论帝国主义时，好像它是应该被谴责，让人羞愧的东西。但是成为像我们这样的帝国继承者是一件光荣的事，广大的帝国领土潜在的财富无穷，如果我们能够利用这些潜在的财富，我们就能消灭贫穷，就能消除愚昧无知。”[45]在此期间她在美国和百慕大生活了数年，并往返于英国和北美之间，游走到处发表演说，呼吁支持大英帝国，并对布尔什维克的危险提出警告。
1922年至1925年，她带着四个收养的孩子一度住在加拿大多伦多。在加拿大期间积极参加加拿大全国防治性传染病委员会（CNCCVD），该委员会致力反对对性病患者的歧视的双重标准，艾米琳认为这种双重标准对妇女尤为有害。在加拿大的多次公开演讲中，她还宣扬优生学女权主义的“种族改良”的概念，并经常与艾米丽·墨菲一起发表演讲，后者被认为是“为智障者”实施强制绝育的倡导者。
1926年，艾米琳加入了保守党，两年后作为保守党候选人参加了白教堂和圣乔治区的地方议会选举。人们对她从以前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变为保守党人的这一立场转变感到惊讶。她的传记作者认为，她虽然致力于女权运动，但是也坚决反对共产主义，在妇女选举权利的目标得到实现之后，她与政府之间就不再有原则冲突，这是她政党立场转变的重要原因，也有人认为，她加入保守党更多地是为了确保妇女的投票权而并非是出于意识形态。
艾米琳的三个女儿在她的影响之下都投身于女权运动，但是艾米琳与她们之间的关系亲疏各不相同。
艾米琳在与三个女儿的关系中，与长女克里斯塔贝尔的关系最融洽，政治理念方面两人志同道合，形如一人。从创建妇女社会政治联盟（WSPU）开始直到1918年克里斯塔贝尔代表妇女党第一次参选，克里斯塔贝尔一直得到母亲的大力栽培扶植，克里斯塔贝尔也一直是母亲的得力助手。克里斯塔贝尔1918年竞选议员失败，1919年妇女党解散之后，退出了英国政坛。1921年克里斯塔贝尔移居美国，到美国之后投身于基督教活动传教活动，成为了“普利茅斯弟兄会”的传道人。1928年6月在美国加州的克里斯塔贝尔得知母亲去世的噩耗之后悲痛欲绝，很长时间未能从哀伤中回复过来。
艾米琳与另外两个女儿却关系冰冷，特别是与抱持社会主义理念，对英国殖民政策一直持批判立场的二女儿西尔维亚在理念价值取向更是水火不容，最后两人关系完全决裂。
早在1913年11月西尔维亚与母亲、姐姐之间就出现了裂痕，当时西尔维亚在东伦敦女权联盟（East London Federation of Suffragettes）工作，该联盟是妇女社会政治联盟（WSPU）的一个地方支部，它与社会主义者和劳工有着密切的关系，西尔维亚也与工党政治家弗雷德里克·劳伦斯经常活跃在政治舞台上，这使得姐姐克里斯塔贝尔相信，她妹妹的组织有可能会对妇女社会政治联盟（WSPU）形成挑战，这个裂痕最后变得公开化，这使得妇女社会政治联盟（WSPU）、独立工党和东伦敦女权联盟形成了对决。在母亲的鼓动下，克里斯塔贝尔让西尔维亚的团体与妇女社会政治联盟（WSPU）脱离关系，并要求东伦敦女权联盟（ELFS）将"suffragettes"（意为：激进的女院主义者）这个名词删除，艾米琳认为这个名词属于妇女社会政治联盟（WSPU），但遭到了西尔维亚的拒绝。于是母女之间的矛盾爆发了，艾米琳干脆让西尔维亚另立门户，西尔维亚最终被妇女社会政治联盟（WSPU）开除。
多年之后，西尔维亚在1931年出版的《选举权运动》[46]一书中，将姐姐描写为一个不讲道理、飞扬跋扈的人。她写道：
她对我说：“你有你自己的想法，可我们不希望这样。我们希望我们所有妇女像军队那样步调一致！” ……我没有回答，我感到被一种悲剧所压迫，为她的无情感到悲哀。在我看来，她对专制的颂扬与我们正在进行的斗争、甚至现在牢房里进行的严峻斗争相比，确实相去甚远。我想起了其他一些人，因为小小的不同意见就遭到排挤[47]。
一战爆发后，与母亲支持政府的战争立场相反，西尔维亚与妹妹阿德拉都不认同母亲对战争的立场，她们反对妇女社会政治联盟（WSPU）支持政府，西尔维亚的社会主义观点使她认为，这场战争是资产阶级压榨工人和贫穷士兵的又一例证。而已经移居澳大利亚的阿德拉在澳大利亚发表反战声明，公开表示反对征兵。对此，艾米琳在给西尔维亚信中写道：“我知道你和阿德拉的立场，我为你们感到羞愧。[48]”
1925年，艾米琳从加拿大回到伦敦后，西尔维亚特意来看望多年未见的母亲，然而这次的母女相逢并没有弥补两人之间存在已久的鸿沟，更令艾米琳感到恼火的是，西尔维亚不结婚却与一个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长期同居，特别是两个人有了孩子之后，西尔维亚依然拒绝与孩子父亲正式结婚，这让艾米琳彻底断绝了与西尔维亚的联系。
小女儿阿德拉1914年移民澳大利亚之后，也再也没有与艾米琳见面。
1928年艾米琳原本打算参加地区议会议员竞选，但长年以来的四处奔波、集会演讲、法院出庭、监禁关押、绝食抗议等诸多原因造成身体健康欠佳，除此之外，媒体对二女儿西尔维亚的私生子的消息炒作，更使艾米琳身心疲惫。4月，西尔维亚在美国一家报刊上表达了她的观点，她认为：“没有合法的婚姻才是解放妇女的最明智的选择”。这篇报道称西尔维亚为：“潘克斯特小姐”，以至于人们都以为报道的是长女克里斯塔贝尔。这对珍视其社会声誉的艾米琳来说，无异于是精神上的打击，据说，她得知这个消息后哭了一整天。在这种情况下，她最终放弃了参选[49]。
随着健康状态的恶化，艾米琳进到了汉普斯特德的一家疗养院，在她70周岁前一个月的6月14日在这家疗养院去世，她去世后被下葬在伦敦的布朗普顿公墓。
1999年艾米琳·潘克斯特入选《时代》杂志评选的“二十世纪全世界最重要的人物”，著名评论家玛丽娜·华纳写道：“潘克斯特夫人是出生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妇女，但她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女性塑造了新的理念，社会在她的撼动下，进入了一个再也无法回到从前的新格局”（Mrs. Pankhurst was born a Victorian Englishwoman, but she shaped an idea of women for our time; she shook society into a new pattern from which there could be no going back.she shaped an idea of women for our time）[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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