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道夫·艾希曼
纳粹军官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奥托·阿道夫·艾希曼（Otto Adolf Eichmann，1906年3月19日—1962年6月1日），纳粹德国前纳粹党卫军中校，二战针对犹太人大屠杀的主要责任人和组织者之一，并且组织和执行“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前往阿根廷定居，后来遭以色列特务逮捕，公开审判后绞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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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
阿道夫·艾希曼于1906年3月19日出生于德意志帝国的索林根[1]，他的父亲阿道夫·卡尔·艾希曼（Adolf Karl Eichmann）是索林根电车公司的会计师，童年时代移居奥匈帝国[2]。1932年，艾希曼加入奥地利纳粹党，次年该党被奥地利政府列为非法，艾希曼离开奥地利回到德国。[2]1934年因负责达豪集中营而受到海德里希的赏识；1937年艾希曼曾经前往海法与开罗，研究将犹太人移住巴勒斯坦的可能性，后来艾希曼向纳粹方面以经济理由反对将犹太人移往巴勒斯坦的计划。
1942年艾希曼出席万湖会议，之后晋升为党卫军上级突击队大队领袖；在大屠杀中主要负责将犹太人移送集中营的运输，还有与当地犹太领袖的磋商、当地犹太委员会的建立。尤其是与当地犹太领袖的合作，被纳粹视为进行大屠杀的基石。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艾希曼被美军俘虏，但之后逃脱，从意大利的热那亚出发，在经过漫长的逃亡旅行后，艾希曼流亡到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在当地的奔驰公司工作，并改名为里卡多·克莱门特（Ricardo Klement）。但是1960年以色列情报特务局（俗称摩萨德）却查出艾希曼的下落，于是1960年5月11日，一个摩萨德团队与以色列国家安全局（俗称辛贝特）干员联合行动，将其绑架，并通过以色列航空公司的布里斯托不列颠尼亚型班机秘密运至以色列。由于艾希曼的逮捕方式相当于绑架，引发了阿根廷与以色列之间的外交纠纷。有说这次绑架行动明显侵犯了阿根廷的主权，亦有人指出即使要审讯艾希曼，也应该由德国政府或国际法庭负责，但以色列政府并不理会指责，继续审讯。[3]
1960年5月23日下午，耶路撒冷时间4点整，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向国人宣布：
| “ | 今天，我要向诸位郑重宣布，以色列国家安全机关抓获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该犯罪恶昭彰，罄竹难书。他在所谓的‘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上，和其他纳粹领袖负有同样的罪责，即600万居住在欧洲的犹太人惨遭灭绝性杀戮的滔天罪行。阿道夫·艾希曼目前正被关押在以色列的监狱里，依据1950年颁布的惩治纳粹分子及其合作者的法律，不久将送交以色列法庭审判…… | ” |
1961年4月11日，艾希曼于耶路撒冷受审，被以反人道罪名等十五条罪名起诉。虽然有不少大屠杀受害者出面作证，但大部分证人的口供和艾希曼的罪责并无直接关联，而检察官对于纳粹官僚体系的理解有许多错误，并在起诉书和诘问中大大地夸大了艾希曼在大屠杀的角色和权力。但由于一审的三位德裔法官对正当程序的坚持，还有对纳粹足够的理解，所以艾希曼罪责在一审判决书上大致上被正确地呈现。以色列政府将艾希曼安排在防弹玻璃后方受审。艾希曼面对犯罪的指控，都以“一切都是奉命行事”回答。同年12月11日艾希曼被判处有罪，12月15日被判死刑。艾希曼提出上诉，最高法院维持原判，1962年5月31日夜间，艾希曼被处以绞刑。
艾希曼被绞死后，他的尸体被火化，骨灰被装在一个铁桶里。然后他的骨灰被运到一艘小船上，船员将艾希曼的骨灰撒向了远离以色列公海海域的地中海。以色列当局认为不应让纳粹的病毒沾染以色列的大地，又因为艾希曼在阿根廷的家人拒绝领取他的骨灰，因此以色列政府选择彻底清除他在以色列的任何痕迹。
评价
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Eichmann in Jerusalem）一书中认为艾希曼是一个遵从命令的官僚，他所体现的不是“极端的邪恶”，而是“平庸的恶”（The banality of evil），意指当任何人甘于放弃对善恶是非的判断力去服从权威，那么最平凡的人也可能导致最极致的邪恶。
汉娜·阿伦特曾旁听艾希曼在以色列的审判，认为“艾希曼明明是大屠杀的策划人，但却是一个沉闷、普通、平庸得可怕的官僚，他平凡到令人感受不到一点变态和残酷的气息。而根据其证词，他对犹太人没有一丝恨意，只是企图在纳粹官僚体制中飞黄腾达。最终那种不带个人思想的官僚心态，令他把自己的所作所为，从现实脉络中抽离，在没有恶念的情况下，做出历史上最邪恶的事。”(Tong, 2020年)[3]
而近年来，根据对艾希曼日记等史料的研究显示，艾希曼并非他在法庭上所宣称的那般仅仅是一个被动执行命令的官僚，而是一名国家社会主义和纳粹党的狂热支持者。[4][5][6]
注释
延伸阅读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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