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萃英（1885年8月6日—1972年11月26日），字芝园，福建省福州府闽侯县人。著名教育家，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厦门大学、河南大学校长。
生平
邓萃英于清光绪十一年诞生在福建省福州闽县城东竹屿村（现福州市闽侯县晋安区），是家中长子。邓家属半耕半读之家，自明代以来为官者不在少数，家学渊源。邓萃英年少就学乡里私塾，闲暇时好骑马射箭、舞枪弄棒，有时也抚琴吟唱，颇自得其乐。1903年邓18岁时，在进城时偶然发现有招收日语班便报名参加。同年秋，报考武备学堂和刚建立的全闽师范学堂，皆获录取，邓选择了后者并于四年后以第一名毕业。[1]毕业后前往小学任教仅一年就被选为官费留日生，他先入日本宏文学院高师预备班学习，后考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求学过程中与林觉民、方声洞等人结识，加入同盟会并于林时塽参加黄花岗起义后接任福州支部（第十四支部）部长。[2][3]
辛亥革命后，邓1912年回国担任福州师范学院校长、福建省政府教育厅视学、科长等职，同时由于方声洞之胞姊、福州女子师范学校校长方君瑛打算前往法国留学，便委托其暂代学校校务。[4]1913年4月，孙中山访闽巡视，邓前往迎接并起誓道：
此生愿遵守同盟会誓约精神，专心从事教育。[3]
受到孙文的赏识与鼓励，同年邓萃英再次东渡前往东京高师深造，1915年归国。4月，邓作为福建代表出席于天津召开的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一届年会，期间与陈宝泉相识，并受其推荐，同年9月到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简称北京高师）教授论理学、教育学等课程。 1916年，邓萃英被推选为北京高师校友会德育部干事长。1917年1月，又担任学校数学物理部教务主任，5月邓和黄炎培、梁启超、张謇、蔡元培、张元济等48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以培养人才服务社会。[5]1918年8月起，教育部选派大学职员赴欧美留学，为中国教授留学之始，邓萃英和杨荫榆等为当年入选的七人，邓到了美国就读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师从约翰·杜威、保罗·孟禄学习教育哲学。[6][注 1]1919年2月8日，教育部令尚在美的邓萃英担任参事，不久邓回国并于7月19日到教育部就职。[7]同年山西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年会上，邓萃英与陈宝泉联名提出了《设置师范大学案》。
1919年8月，陈嘉庚在上海聘任蔡元培、黄炎培、邓萃英等10人为厦门大学筹备委员，1920年10月厦门大学筹备委员会在上海开会，于会议推中举邓萃英为厦门大学首任校长，在12月正式就职，宣示厦大的三个办学目的：研究学术、培养人才、指导社会，隔年4月厦大开学，邓邀请了恩师杜威来演讲。惟邓此时又身兼教育部参事和北京高师校长，必须时常奔波于北京和厦门两地，且与陈嘉庚办学理念不合，最终于1921年5月辞去校长。[8][9][10]
1920年代，为推广基础教育，邓萃英在北京先后参与创办了弘达中学（1922）、志成中学（1923）、春明女子中学（1928），并担任志成中学董事长直至1948年赴台，家中四个儿子也毕业自志成中学。[11]
陈宝泉执掌北京高师时聘请大量留美学者，希望仿照美国的制度改革现有的师范体系，但遭到学校教员中留日派的反对而作罢。随着北京高师学生要求改制为师范大学未果，以及教员中留日派与留美派之间矛盾加剧，陈宝泉被迫于11月22日辞职，当天，教育部调陈宝泉到部秘书处任事[注 2]，并于11月23日委派北京大学教授陶孟和为北京高师校长；但是，北京高师的师生将陶孟和视“北京大学派”，担忧陶若就任会促使北京高师并入北京大学，于是纷纷拒陶挽陈，造成11月29日陶孟和请辞不就，直到12月18日，教育部才照准陶孟和请辞不就，改任命邓萃英兼代北京高师校长。[12]邓于24日到北京高师与陈宝泉交接，在北京高师的风雨操场发表就职演说，提到改革进步的方向：实行男女合校，提高女子教育水准与女权、提高科学教育水准，鼓励学术研究风气、扩充各类新式设备、重视人格教育。[6][13]也同时强调：
我虽不能永久在本校服务，但是在职一日，总负一日的责任，而且愿负由此一日行事所发生将来种种影响之责任。
1918年夏，严修、范源濂等人赴美考察教育，结识了时任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系主任的孟禄，就有意聘请来华。1919年袁希涛、陈宝泉等组织的欧美考察教育团就曾访美并邀请来华，邓也以学生身份向业师提出邀请。而1920年6月上旬，邓萃英、陈宝泉、范源濂等人即决定于北京高师设“实际教育调查社筹备处”，作为将来孟禄来华和组织永久性教育研究机关的预备，并由北京高师教员王文培、汪懋祖等佐理筹备事宜，推举邓萃英为临时主任，主持一切事务。[14]1920年9月孟禄应北京高师的邀请，趁着来北京参加协和医院落成典礼，对中国的教育进行调查，邓萃英和陈宝泉则推荐北京高师教育学系学生王卓然、汤茂如分别担任孟禄在华演讲的翻译和书记。从9月24日开始调查中国教育，到12月14日，共游历九省十八都市和邻近乡村，期间孟禄又参访了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和附属小学。与此同时，实际教育调查社在邓萃英的主持下，还出版了《实际教育》杂志，至1921年11月15日，共出至第2卷第1期。 1922年1月7日，孟禄顺利结束对中国的教育调查，乘船返美。因孟禄离华后，作为负责孟禄来华任务的实际教育调查社作用已经不再，故而在5月10日，与平民教育社合并。1923年8月，王卓然编纂了记述孟禄此次来华活动过程的《中国教育一瞥录》，作为中华教育改进社丛书并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作为孟禄来华及改进社开幕之纪念，而邓萃英则为之作序。[3][15][16]
1920年1月北京高师开办“教育研究科”为中国高师之首，邓萃英、胡适、陈大齐等19人皆为科内教授。[17][18]邓萃英接任校长后，除了续办教育研究科，也在1921年夏增设数学、化学、物理研究科，开展学术讲演，广泛延揽专家学者到校讲学，并倡导学生学术社团的成立、刊物的发行。[3]
另外，1917年12月启用的北京高师图书馆，是借用旧礼堂及史地教员室之楼房来存放书籍，惟空间不敷使用且管理困难。陈宝泉任校长时，便曾考虑扩充，因经费短绌而作罢。邓萃英长就任后，坚持从1921年4至9月的经费撙节下三万五千元，由戴志骞以及德国、丹麦、美国多国专家共同参与设计施工，1921年9月在和平门外的图书馆大楼正式动工，次年10月完成。图书馆总面积1157平方米，设有办公室、目录室、新闻报纸室、杂志室、阅览室和讲演厅，书库可藏书10万册。[19]为以示纪念，北京高师的师生特别在东北角下的一块方石上书有“邓萃英奠基”等字样。[20]
受西方男女平等的风潮影响，邓萃英主张男女应受平等之教育，曾在1919年10月的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五届年会上提出《改革女学制度案》。任教北京高师时，更是多次投稿校内刊物，倡导男女共学、同校同班。邓执掌北京高师后顶住各方压力，在1921年起招收女生，继岭南大学、北京大学、南京高师、大同大学后解开女禁。当年558名考生中，有25名女生报考，最终，录取男生35人，女生6人。[21]
隔年9月因即将代表中华民国参加华盛顿会议，归期未定而辞职，由李建勋接任，而邓回国后仍任教北京高师教育科。[13]1922年1月教育部公布《筹备北京师范大学校委员会章程》，设筹备委员会并聘范源廉、李石曾、袁希涛、邓萃英、陈宝泉等为委员，负责处理北京高师结束和北京师大开办、审核决、议定预算组织及学制等事宜。1924年1月3日，北京师范大学董事会成立，是当时第一个成立董事会的国立大学，董事会共九人，梁启超（董事长）、熊希龄、袁希涛、李石曾、张伯苓、王祖训为部聘董事，陈宝泉、邓萃英为部委董事，范源濂（校长）为例任董事。1934年邓萃英、张贻惠、陈宝泉等10人获聘为北京师大的名誉教授。1946年北平临时大学第七分班和北平师范学院皆聘请邓担任教育系名誉教授。[13]
1922年8月15日，因教育部次长汤尔和请假，邓萃英以参事职兼代（代理总长王宠惠）。[22]9月25日，由于次长马叙伦尚未到任，再度被委任代理教育次长（总长汤尔和），10月7日就职。[23]，并随王宠惠内阁垮台而去职，在任期间主持全国学制会议、参与制定壬戌学制。[注 3] [25][26]1923年6月28日，第一次世界教育联合会(万国教育会议)在美国旧金山召开，邓与秦汾、李建勋、谢冰被派遣为中国代表列席。1924年5月，段祺瑞领导的北洋政府派邓萃英、柯劭忞、王树枏、王照、贾恩绂、江庸、汤中、王式通、胡敦复、熊希龄、郑贞文等11人为中日合作成立的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中方委员，1927年10月邓离京改由杨策代理。1925年2月1日段祺瑞组织善后会议，邓出任教育专门委员会委员长，并于其后的临时参政院担任参政兼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至1926年4月20日。[27][28]1925年8月底苏联驻中国大使加拉罕与王正廷在北京举行中俄会议，邓被任命为专门委员前往交涉。[22]
1928年6月，以第二集团军教育处长职兼任河南省立中山大学（今河南大学）校长，9月增设了医科和附属产科，首任主任为陈雨亭（后为阎仲彝），同时附设护理、助产、医药职业学校。[29][30]8月因凌冰辞职而接任河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任职期间经常与石友三联系，后因石发动叛变遭指为始作俑者，受到牵连。[31][32][33][34][35]
来台之后，担任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及总统府国策顾问，多次撰文倡议实施九年国民义务教育，主张免试升学初中。[36][37][38]
邓氏曾列举师范教育之四要：(1)增进师道之精神，以担当道德教育之任务；(2)养成专业之自尊心，以避免物质之诱惑；(3)提高教育研究之兴趣，以培养独立之教育学者；(4)强调服务之观念，鼓励以教育为终身事业之教育家。所论均深中肯綮。
1972年病逝于台北三军总医院，享寿87岁。隔年元月获中华民国总统蒋中正明令褒扬和颁赠“教泽流芳”挽额[39]，褒扬令云：
| “ | 总统府国策顾问邓萃英，志坚学粹，识远行贞。早随林觉民、方声洞诸先烈加入同盟会，效忠革命。民国成立以来，专心从事教育，久历庠序，广植人才，而在北京师范大学、厦门大学及河南大学校长任内，致力甚勤，厥功尤懋。晚膺礼聘，赞襄国策。老成遽谢，悼惜良深，应与明令褒扬，以昭耆德。此令。 | ” |
家庭
娶妻高幼慧，二房何建民。育有五子二女[40][41]，长子邓建飞曾任北京盐务局长，来台后担任过香港中文大学及东吴大学经济系系主任，二子邓健中为七-八届南京政协副主席[42][43]、二女邓淑媛曾任日内瓦大学口译教授[44][45][46]、四子邓昌国为著名小提琴家、幺子邓昌黎为著名物理学家。 胞弟邓芝如曾任台南一中、台东高中校长，在南一中任内积极推动科学教育，并筹划新化分部（今新化高中），后积劳成疾病故。
邓常教导子女“三项不可破产”：人格不可破产—做人做事不可违背良心，知识不可破产—专门学识要随时代进步，经济不可破产—要量入为出，不可寅食卯粮。[47]
注释
参考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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