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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90年,刘表到荆州接任王睿荆州刺史的职务,正苦思平定荆州祸乱的计策。就于宜城请教蒯良、蒯越,就问道:“此时宗贼横行,民众不附,袁术在南阳又蠢蠢欲动,祸乱至今已经难以解决。我又希望在这里征兵,但怕民众不愿从军,两位有何对策?”
蒯良率先回答刘表的提问:“民众不归附的原因,是因为官员的仁爱不足;民众依附而势力不能兴盛的原因,就是因为官员的义行不足;一旦仁义并行、双管齐下,则民众的归附就如水向低流一样。阁下又何必忧虑,而又去询问征兵的计策呢?”
其后蒯越却不认同蒯良的说法,认为仁义之举只合用于平世,而治理乱世则要使用权谋。后来刘表听毕蒯越的计策后,大为欣赏,并以“臼犯之谋”来形容蒯越的优秀计策,但同时亦称许蒯良为“雍季之论”,并任蒯良为主簿[来源请求]。
在平定荆州之后,蒯良之名就不再见于《三国志》中。
因曹操接收荆州的降臣名单人物里未出现蒯良名字在列,后世史学认为蒯良大约在公元208年前逝世。
但根据《世说新语》(注引《晋阳秋》),蒯良曾任吏部尚书,并生有一子蒯钧。而蒯钧之女蒯氏,又嫁于孙权的侄孙孙秀为妻。
若从吏部尚书应属尚书台隶下六部曹(又名六曹)尚书之一,蒯良可能甚早已响应曹操假以汉廷诏令入朝任官担任吏部曹尚书一职,《世说新语》成书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用词习惯偏向成书时代的语文习惯。
又或者纯粹史籍记载遗阙而失考。
在民间小说《三国演义》中,蒯良在孙刘的砚山之战中帮助刘表反败为胜。蒯良建议黄祖、吕公诈作撤退,退至岘山,然后设下埋伏。终于计策成功,黄祖射杀孙坚,解除了刘表新政权的危机;第三十四回时由其弟蒯越之口提到蒯良懂得相马之术,并已于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前过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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