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莱斯利·理查德·格罗夫斯（英语：Leslie Richard Groves Jr.，1896年8月17日—1970年7月13日）是美国陆军中将，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率领美国陆军工兵部队监督五角大楼建设和领导开发原子弹的绝密研究项目“曼哈顿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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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美国陆军随行神职人员的儿子，格罗夫斯在童年时期便辗转在多个军队驻地上生活。1918年，他以全班第四名的成绩从西点军校毕业，并获任命为工兵部队的一员。1929年，他率领工兵部队一连前往尼亚加拉瓜并勘测跨洋尼亚加拉瓜运河。1931年尼亚加拉瓜地震后，他接手负责马拿瓜的供水系统，为此他获得尼亚加拉瓜总统功绩勋章。1935至1936年，他入读美国陆军指挥参谋学院。1938年至1939年，他就读美国陆军战争学院，之后被派往战争部参谋本部。1940年，他被军需局委任为建筑事务特别助理；由于他在军中坚守职责，做实事，又擅长驱动下属，因此被建设部安排前往施工现场查勘并检查进度。1941年，他受命为战争部四万名员工建造巨型办公大楼，这座建筑日后被称为五角大楼。
1942年9月，格罗夫斯接管了开发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除了参与大部分研制工作外，他还选定了数处研究和生产地点，包括田纳西州橡树岭、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华盛顿州汉福德区。他指挥了巨大的建设工作，在各种同位素分离方法的优先次序和获取科学家和工程师所需的原材料方面作出重要决定，提高计划在获取原材料方面的优先评级，创立阿尔索斯任务收集有关轴心国原子研究的军事情报，并与其他军方高层一同决定应该核打击哪些日本城市。另一方面，他虽然为计划成立了反情报特遣队，但是没能阻挡苏联间谍窃取一些极重要机密。在“三位一体”核试验当日，他与物理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等人在核试场观看试爆，其后对外宣称是阿拉莫戈多空军基地的军火库发生爆炸。
战后，格罗夫斯一直负责曼哈顿计划，直到1947年美国原子能委员会接手管理核能和核武器的责任为止。随后，他获委任为“武装部队特种武器计划”负责人，该项目旨在于军事方面控制核武器。由于陆军参谋长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五星上将向格罗夫斯表示他永远都无法成为工兵总监，令他萌生退意。在离开军队之前，他获提拔为中将，以表彰他对曼哈顿计划的贡献，而军衔生效日期则追溯至1945年7月16日，即“三位一体”核试验当日。脱离军籍后，他成为电子和设备公司史派里的副总裁，又担任西点军校校友组织“毕业生协会”的主席。1970年7月13日，他因主动脉瓣慢性钙化而心脏病发作，最终离世，享年73岁。他的遗体被安葬于阿灵顿国家公墓。
早年生活
小莱斯利·理查德·格罗夫斯于1896年8月17日在纽约州奥尔巴尼出生[1]，于家中排行第三，父亲是牧师老莱斯利·理查德·格罗夫斯（Leslie Richard Groves Sr.），母亲是格温·格里菲斯（Gwen née Griffith）[2]。他的血统有一半是威尔士，一半是英格兰，另有少许属于17世纪来到美国的法国胡格诺派祖先[3]。老莱斯利于1896年12月辞任奥尔巴尼第六长老宗牧师，后成为美国陆军随行神职人员。1897年，他被派往华盛顿州温哥华营的第14步兵团。[2]1898年美西战争爆发，他随第8步兵团一同前往古巴。返回温哥华营后，他奉命在菲律宾重新加入第14步兵团，随后在美菲战争和义和团运动中服役。[4]1901年，第14步兵团返回美国，并转移到明尼苏达州的斯内林堡。格罗夫斯一家从温哥华营搬到斯内林堡，然后又从该处搬到新泽西州的汉考克堡，再于1905年重返温哥华营。老莱斯利于1905年在贝亚德堡因肺结核住院。随后他决定定居南加州，并在阿尔塔迪纳买了房子。他接着又被调派至亚利桑那州的阿帕奇堡。全家人在那里度过夏天，然后回到阿尔塔迪纳。[5]
1911年，老莱斯利奉命返回驻扎于蒙大拿州威廉亨利哈里森堡的第14步兵团。在该处，年轻的小莱斯利·理查德·格罗夫斯遇见了格蕾丝·威尔逊（Grace (Boo) Wilson），她父亲是职业军人理查德·赫尔伯特·威尔逊（Richard Hulbert Wilson）上校，曾在第8步兵团被派往古巴期间与老莱斯利一同服役。1913年，第14步兵团再次迁往华盛顿州西雅图的劳顿堡。[6]同年，小莱斯利入读安妮女王高中，并于次年毕业。完成高中学业的同时，他还注册修读了华盛顿大学的课程，期待着获得西点军校的录取。虽然获得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提名，但他因考试未能取得够高的分数而落榜。加利福尼亚州第九国会选区的查尔斯·W·贝尔提名小莱斯利为候补生，但最后由竞争同一缺额的主要提名生获得录取。小莱斯利并未放弃，他入读麻省理工学院，并计划重新参加西点军校入学考试。1916年，他再次参加考试，取得及格分数，并被西点军校录取。[7]他后来说：“入读西点军校实现了我最大的抱负。我是在军队中长大的，大体上一生都在军队岗位上生活。”[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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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罗夫斯所在的班级于1916年6月15日进入西点军校，但由于美国于1917年4月对德国宣战，他们的教学计划被缩短为战争紧急课程（War Emergency Course）。格罗夫斯等人于1918年11月1日毕业，比计划提前一年半。格罗夫斯在班上取得了第四名的成绩，令他获得工兵部队少尉的任命，这也是大多数高分学员的首选。[9][10]
在麻省理工学院上学时，他曾经非正式地打过网球。但在西点军校，他既不能滑冰打冰球，又不喜欢打篮球，也不擅长打棒球或田径，所以足球成了他唯一可玩的运动。他曾说：“我是二中锋，但大部分时间都坐在板凳上，因为那时候没有替补，通常一名中锋便能踢完整场比赛。我不是很重，到了今天甚至会被认为是太轻，根本不能上场。”[11]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
格罗夫斯从西点军校毕业后按传统休假一个月，其后于1918年12月前往弗吉尼亚州安德鲁汉弗莱斯营报到。1919年5月1日，他升为中尉。[9]同年6月，他被派往法国，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进行教育考察。[10]从欧洲回来后，他在9月成为汉弗莱斯营工兵学校的学员。毕业后，他被派往佐治亚州班宁堡的第7工兵团，担任连长。[9]1921年2月，他返回汉弗莱斯营参加工兵基础军官课程。[12]8月，他修毕课程，并被派往驻扎在华盛顿州路易斯营的第4工兵团。接着，他又被调派至沃登堡指挥一支勘测分队。[9]沃登堡距离西雅图很近，因此他能继续追求已成为幼稚园教师的格蕾丝·威尔逊。1922年2月10日，格罗夫斯和威尔逊在西雅图的圣公会圣克莱蒙教堂（St. Clement's Episcopal Church）共谐连理。[12]他们孕育了两名孩子：儿子理查德·赫尔伯特（Richard Hulbert）生于1923年，女儿格温（Gwen）生于1928年。[13]
1922年11月，格罗夫斯首次被派遣海外，担任夏威夷州斯科菲尔德营第3工兵连连长。[9]他在当地修建了一条连接卡胡库和普普基亚的小径，因而得到表彰。1925年11月，他被派往得克萨斯州加尔维斯顿，担任总工程师朱利安·施莱少校的助理。格罗夫斯的职责包括在伊莎贝尔港开辟航道和监督加尔维斯顿湾的疏浚作业。1927年，他成为特拉华州杜邦堡第1工兵营D连的指挥官。在1927年11月的新英格兰洪灾期间，他被派往佛蒙特州伊桑艾伦堡，协助第1工兵营分队。他们合力建造了一座浮桥，但随后被洪水淹没和冲走，格罗夫斯也因而被控疏忽职守。一个月后，格罗夫斯和几名手下因一块TNT炸药过早引爆而受重伤，其中一人死亡。格罗夫斯的上级写了一份关于他的批评报告，但工兵总监埃德加·贾德温少将出面调解，并将责任归咎于上级。格罗夫斯后来返回杜邦堡。[13]
1929年，格罗夫斯率领第1工兵营的连队前往尼亚加拉瓜，而这次远征的目的是勘测跨洋尼亚加拉瓜运河。1931年尼亚加拉瓜地震后，他接手负责马拿瓜的供水系统，为此他获得尼亚加拉瓜总统功绩勋章。1934年10月20日，他晋升为上尉。1935年至1936年，他入读堪萨斯州莱文沃思堡的美国陆军指挥参谋学院，之后被派往密苏里州堪萨斯城，担任密苏里河师的指挥官助理。1938年至1939年，他就读美国陆军战争学院。1939年7月1日，他被派往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战争部参谋本部。[14]
第二次世界大战
1940年7月1日，格罗夫斯晋升为少校。三周后，他成为军需局长埃德蒙·古格里少将的建筑事务特别助理。[15]他们两人相识已久，只因格罗夫斯的父亲是古格里的密友。此时，美国陆军即将展开全国总动员，而军需局建设部门的任务就是为即将建立的庞大军队准备必要的住宿和训练设施。这项庞大的建设计划一直被瓶颈、短缺、延迟、成本飙升、建筑工地生活条件恶劣等因素困扰；报纸甚至开始刊登文章，指责建筑部门无能、笨拙、效率低下。[16]为扭转局面，建设部引入了一些工兵军官；格罗夫斯坚守职责，做实事，又擅长驱动下属，因此成了建设部的目标。他的任务是查勘施工现场并检查其进度。[17]
1940年11月12日，古格里要求格罗夫斯在晋升上校后立即接管建筑部固定费用处的指挥权。同月14日，格罗夫斯就任新军衔和职务。[16]他后来回忆说：
我犹记得在那里工作的第一周，当我每次走出办公室沿着走廊去哈特曼的办公室时，都会遭到负责联络各个营地的军官或民间工程师袭击。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这段期间大约每走30米（100英尺）的走廊就会作出涉及500万美元[注 1]的决定。[16]
格罗夫斯推行了一系列改革。他为监督施工的军需官安装了电话线，要求每周报告进度，下令在一周内处理好报销凭证，并向报告出现短缺的工地派出加急人员。他又命令他的承包商租用他们需要的任何特殊设备，并在必要时支付高价，以保证快速交付。此外，他不允许承包商按其认为合适的顺序建设营地，而是规定了营地设施完成的优先次序，使得部队在营地建设期间也可以开始进驻。到了12月中旬，最严重的危机已经过去。全国总动员后军队征得超过50万人，而可容纳200万人的基本住宿和设施则已完成95%。[16]在1940年7月1日至1941年12月10日期间，建设部签订了价值1,676,293,000美元[注 2]的合同，其中1,347,991,000美元[注 3]是固定费用合同，占整体约80%。[19]
1941年8月19日，格罗夫斯获安排与建筑部负责人布里恩·萨默维尔准将会面。出席会议的人包括格罗夫斯的助手克拉伦斯·伦肖（Clarence Renshaw）上尉，建筑部设计与工程科科长休·约翰·凯西少校，以及美国建筑师学会前任主席乔治·贝格斯特罗姆。凯西和贝格斯特罗姆联手设计了一个巨型办公大楼，将战争部四万名员工聚集在一栋五层高的五边形建筑中，日后成为了五角大楼。五角大楼的总建筑面积为 470,000平方米（5,100,000平方英尺），是帝国大厦的两倍，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办公大楼。这栋建筑的估计成本为3500万美元[注 4]，萨默维尔希望在1942年3月1日之前能建好46,000平方米（500,000平方英尺）的地方。贝格斯特罗姆担任建筑工程师，伦肖则负责施工并直接向格罗夫斯汇报。[20]项目高峰期雇用了1.3万名工人。到了4月底，首批用户搬入；到了5月，93,000平方米（1,000,000平方英尺）的空间已准备就绪。[21]最终，这个项目耗资约6300万美元[注 5]。[22]
格罗夫斯稳步克服了一场又一场危机，包括罢工、短缺、运输中断、优先权问题、承包商陷入困境、工程师无法胜任工作等。他每周在哥伦比亚特区的办公室工作六天，期间他将确定哪个项目最需要个人关注，并在星期日拜访。他后来回忆时说：“（我）希望去战区，这样我就能找到一点平静。”[23]
1942年8月16日，工兵总监尤金·雷巴德少将正式成立“曼哈顿工程区”（MED）。此名称由格罗夫斯和MED的总工程师詹姆斯·马歇尔上校共同选定。鉴于工程区通常以所在城市命名，而MED总部设于纽约百老汇270号，因此被命名为“曼哈顿”。然而，它与其他工程区不同的是，它没有地理界限，只有一个使命：研发原子弹。此外，马歇尔拥有工兵部队师级单位指挥官头衔，直接向雷巴德汇报。尽管雷巴德对计划正在取得进展感到满意，但万尼瓦尔·布什博士却不认同，反认为这项计划需要更加雷厉风行的领导，并建议任命一位高声望的军官作为项目总负责人。时任陆军勤务部队司令萨默维尔推荐了格罗夫斯。[25]格罗夫斯向美国国会军人宿舍委员会作证后，在听证室外遇见萨默维尔，后者告诉他：“战争部长已经安排你担任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总统也已经批准了这一选择……如果你把工作做得很好，将会使我们赢得战争。”同一时间，格罗夫斯无法掩饰自己未能上阵杀敌的失望，只回答：“哦，那件事。”[26]
格罗夫斯在五角大楼的办公室会见威廉·斯泰尔少将，相讨细节。为了避嫌，两人一致同意格罗夫斯应继续监督五角大楼项目。格罗夫斯也旋即晋升准将，皆因上层认为“将军”的名号更能震慑住曼哈顿计划的科研人员。[27]他很快便决定将自己的指挥总部设于哥伦比亚特区战争部新大楼（现称哈里·S·杜鲁门大楼）的五楼，即马歇尔联络办公室所在地。[28]1942年9月23日，他正式接管曼哈顿计划。进勋后，他越过雷巴德直接向萨默维尔汇报，马歇尔则成了他的部下。[25]自1942年9月1日起，他便获得授权签署与该项目相关的合同。在战争部副部长罗伯特·P·帕特森在1944年4月17日致格罗夫斯的备忘录中，他根据1941年战争权力法案回顾性地将他从总统手上获取的权力下放予格罗夫斯。另一方面，格罗夫斯又把权力下放予肯尼斯·尼科尔斯中校，惟500万美元或以上的合同需要取得他的授权。书面授权是在1944年尼科尔斯即将与杜邦公司签订合同时才给出的，后来发现，尼科尔斯最初从马歇尔上校手上获得的签署项目合同授权是基于施泰尔的口头授权，尼科尔斯只拥有师级工兵的低级授权。[29]
格罗夫斯在各种同位素分离方法的优先次序和获取科学家和工程师所需的原材料方面做出了重要决定。当他接管这项计划时，显然马歇尔获得的AA-3级优先度评级是不够的。当时，最高级别的优先级评级由高到低依次为AA-1到AA-4，另设为紧急事件保留的AAA级。AA-1级和AA-2级通常用于必要的武器和装备，因此需求与资源服务供应局（Services and Supply for requirements and resources）副参谋长卢修斯·克莱上校认为他只能将曼哈顿计划评为AA-3级，同时也承诺为关键材料提供AAA级以消除瓶颈。[30]1942年9月19日，格罗夫斯拜访了战时生产委员会主席多纳尔·尼尔森，威胁要将此事上报总统，最终尼尔森屈服并给予计划AAA级优先度。格罗夫斯也确保如非必要不会动用AAA级，只会用AA-3级。[31]
建筑成本占曼哈顿计划总成本的大约90%。[32]接手后的第二日，格罗夫斯和马歇尔一同乘搭火车前往田纳西州视察拟议的橡树岭厂房选址。格罗夫斯对该片土地留下深刻印象[33]，并采取措施征用该地；不论是抗议、上诉还是国会调查，都未能推翻这一决定。到了11月中旬，法警在农舍门上贴出撤离通知，建筑承包商也陆续进场。[34]
与此同时，格罗夫斯会见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物理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相讨建立可以设计和测试炸弹的实验室。格罗夫斯对奥本海默的知识广度印象深刻。1942年10月，在火车上促膝长谈一番后，格罗夫斯和尼科尔斯意识到奥本海默完全理解在偏远地区建立实验室所面临的问题。格罗夫斯认为其他科学家都缺乏这些特点，而且他知道广泛的知识对于跨学科项目至关重要，因为这项计划不仅涉及物理学，还涉及化学、冶金、军械、工程学。[35]同月，格罗夫斯和奥本海默视察了新墨西哥州的选址，并选定了洛斯阿拉莫斯一处地方建立实验室。与橡树岭不同，洛斯阿拉莫斯的牧场学校以及周围22,000公顷（54,000英亩）的森林和牧地很快便被收购。[36]格罗夫斯还在奥本海默身上发现了“自负的野心”，但其他人都没有察觉，而他觉得这将为推动项目成功完成提供必要的动力。他也开始相信奥本海默是管理实验室的最佳且唯一人选。[35]然而，格罗夫斯的观点在当时只有少数人认同。奥本海默几乎没有行政经验，而且与其他潜在候选人不同，他并非诺贝尔奖得主。此外，人们还担心奥本海默是否安全隐患，因为他认识许多共产主义者，例如妻子凯瑟琳·奥本海默、女友琼·塔特洛克、弟弟法兰·奥本海默。[37]奥本海默与共产党的关系很快就曝光，但格罗夫斯在1943年7月20日免除他的安全要求并为他签发安全许可。[38][39]格罗夫斯对奥本海默的信任最终是合理的；奥本海默鼓舞人心的领导力促进了设计和制造炸弹的实用方法。多年后奥本海默被问及格罗夫斯为何选择他时，他回答说这位将军“对优秀人才有致命的偏爱”。[40]物理学家伊西多·拉比认为这项任命是“格罗夫斯将军真正的天才之举，尽管他通常不被认为是天才……”[35]
1943年，曼哈顿计划开始负责收集有关轴心国原子研究的军事情报。格罗夫斯创建阿尔索斯任务，即是安排特别情报小组跟随军队前进，围捕敌方科学家，并尽可能收集敌方技术情报和科技。阿尔索斯小队最终在意大利、法国和德国执行任务。[41]另一方面，曼哈顿计划的安全系统类似于其他工程区，它成立了反情报特遣队，规模和范围也逐渐扩大，但此严格的安全措施仍然阻挡不了苏联间谍窃取一些极重要机密。[42]
1944年3月9日，格罗夫斯晋升至临时少将。[43]同月，他会见美国陆军航空军司令亨利·阿诺德上将，讨论如何将成品炸弹运送到目标地点；他希望波音公司生产的B-29超级堡垒轰炸机能够携带这些炸弹。[44][45]6月，英国、美国和加拿大政府建立了联合发展信托，格罗夫斯担任主席，负责从国际市场采购铀矿和钍矿。同年，信托从比属刚果的矿厂购入1,560,000千克（3,440,000英磅）氧化铀矿石。他们还开设了特别账户，用以规避信托通常会面临的审计和监管环节，藉以避免让美国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找到有关曼哈顿计划的蛛丝马迹。从1944年到格罗夫斯在1947年辞掉信托主席职务为止，他累计向账户中存入3750万美元。[46]12月17日，军方在犹他州的温多弗空军基地正式组建了第509混合飞行大队，指挥官是保罗·蒂贝茨上校。[44][45]
1945年4月下旬，曼哈顿工程区和陆军航空军设立联合目标委员会，以决定核打击哪些日本城市。委员会的建议目标为小仓、广岛、新泻、京都，但战争部长亨利·刘易斯·史汀生却出手干预，宣布他将负责决定最终打击目标，并出于历史、宗教价值因素将京都排除在外。格罗夫斯几度尝试让史汀生改变主意，但都不得要领。最后，格罗夫斯要求阿诺德将京都从核打击名单和常规轰炸名单中移除。[47]长崎则取代京都成为攻击目标。[48]同年春季，格罗夫斯和奥本海默决定有必要进行一次测试，以确保内爆式炸弹背后的复杂理论是正确，即是能正常运作。[49]但是，格罗夫斯要求只有能够确保核材料供应充足的前提下才会批准。至于核试验的规模，一开始人们只计划进行可控闪灭，但奥本海默决定展开全面核试验，代号“三位一体”。[50]由于核试验所用到的钚价值高达10亿美元，一旦失败，格罗夫斯便须向参议院特派委员会解释；为此格罗夫斯和奥本海默决定制造可以在试验失败时将剩余活性核材料回收的容器。[49][51]至于选址方面，两人认为此地点面积应有27乘39千米（17乘24英里），属于无人区，且距离洛斯阿拉莫斯不远；格罗夫斯添加了特别禁令——区内不得有印第安人出没，以免管辖印第安事务局的内政部长哈罗德·L·伊克斯为计划添烦添乱。[52]在核试验前几日，不少科研人员因担心天气影响而向两人提议将核试时间押后至少24小时，但两人决定最多延迟1至2小时。[53]7月16日凌晨1时，两人观察天气状况，决定把原定试验时间（凌晨4点正）推迟1.5小时。[54]早上5时30分，格罗夫斯和奥本海默等人于三位一体核试场观看试爆。其后，格罗夫斯为掩饰事件，而对外宣称阿拉莫戈多空军基地的军火库发生爆炸。[55][56][57]格罗夫斯后来写道：
我的第一印象是巨大的光，然后当我转身时，便看到了现在熟悉的火球。（我们）坐在地上看着这个现象，第一反应是无声地握手。我们在冲击波到达前便已站了起来。我对它的这种温和感到惊讶……但这道光比人类以前所经历的要大得多。[58]
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军核打击广岛和长崎。长崎遇袭后，格罗夫斯立即与乔治·卡特莱特·马歇尔上将会面，商讨之后的对日行动。[59]格罗夫斯预期在8月19日进行一次核打击，然后再在9月和10月各自投下三枚原子弹。[60]但经讨论后，两人认同应该在13日之前暂停第三枚弹芯的运输工作。[59]15日，日本正式向盟军投降。[61]9月12日，战争部长史汀生向格罗夫斯颁发杰出服务奖章，表彰词如下：
莱斯利·理查德·格罗夫斯少将在1942年6月至1945年8月期间，作为陆军勤务部队曼哈顿工程区总司令，协调、管理、控制了一个前所未有、具有世界意义的项目——研制原子弹。他负责采购物资和招揽人员，集中政府和工业界的力量，建造大型工厂，融合美国和外国的科研成果，并对寻找释放原子能的关键作完全保密。他出色地完成任务，以至于曼哈顿工程区能在极短的时间内解决这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在生产出一种和平时期潜力不亚于战时应用的可怕器械的竞赛中击败轴心国。格罗夫斯将军的成就对于国家和世界的未来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性。[62]
格罗夫斯此前曾因其在五角大楼的工作而获得杰出服务奖章提名，但为了避免引起人们对曼哈顿计划的关注，当时并未授予该奖章。战争结束后，授勋委员会决定改颁功绩勋章。[63]为了表彰他在曼哈顿计划中所做的工作，比利时政府授予他皇冠司令勋章，英国政府则授予他三等巴斯勋章。[43]
战后
1946年，格罗夫斯创建了桑迪亚基地并开展新任务。[64]1947年1月1日，管理核能和核武器的责任从曼哈顿计划转移至美国原子能委员会。[65]同月29日，战争部长帕特森和海军部长詹姆斯·福里斯特尔发布联合指令，创建武装部队特种武器计划（AFSWP），旨在于军事方面控制核武器。2月28日，格罗夫斯获委任为项目负责人。4月，AFSWP从新战争部大楼搬到五角大楼五楼。[64]
1948年1月30日，陆军参谋长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五星上将会见格罗夫斯，并评估他的表现。艾森豪威尔列举了一连串有关格罗夫斯的抱怨，涉及他态度粗鲁、傲慢、麻木不仁、蔑视规则以及为晋升而不择手段。艾森豪威尔明确表示，格罗夫斯永远都不会成为工兵总监。此时，格罗夫斯意识到在战后迅速萎缩的军队中，重要职位将分配给从海外归来的作战指挥官，而自己则无法像以前在曼哈顿计划般身居要职，因此他决定离开军队。[66]1948年1月24日，就在他于2月29日退休之前，他获提拔为中将，以表彰他对曼哈顿计划的领导。根据国会特别法案，他的中将军衔生效日期追溯至1945年7月16日，即“三位一体”核试验当日。[43]
晚年生活
格罗夫斯后来成为电子和设备公司史派里的副总裁，于1948年搬到康涅狄格州达里安，后于1961年正值65岁时退休。[67]他还担任过西点军校校友组织“毕业生协会”的主席。1962年，他向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五星上将颁发希尔瓦尼·赛耶奖，当时麦克阿瑟向军校生发表了著名的《责任荣誉国家》（Duty, Honor, Country）演讲。退休后，格罗夫斯写了一本关于曼哈顿计划的书，名为《现在可以说了：曼哈顿计划的始末》（Now It Can Be Told: The Story Of The Manhattan Project），并于1962年发行。[68]1964年，他搬回哥伦比亚特区。[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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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2月27日，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向格罗夫斯、万尼瓦尔·布什、詹姆斯·布莱恩特·科南特三人颁发原子能先驱奖（Atomic Pioneers Award），以表扬他们在二战期间对核武器发展和研究的贡献。[70]同年7月13日，格罗夫斯因主动脉瓣慢性钙化而心脏病发作。[71]他被紧急送往特区的沃尔特·里德陆军医疗中心，但在当晚离世，享年73岁。[72][73]格罗夫斯的葬礼在弗吉尼亚州迈尔堡的教堂举行，之后他被安葬于阿灵顿国家公墓，与1916年死于肺炎的兄弟艾伦为邻。[74]在他离世后，报纸的讣告和社论恰当地总结了格罗夫斯在战争中的作用，称他是在正确时间担任正确工作的正确人选，甚至形容“今天有成千上万的美国人还活着，是因为格罗夫斯将军的团队赢得了炸弹竞赛。”[75][76]其中《芝加哥每日新闻》的讣闻更写道：
格罗夫斯将军对他所做的事充满热情。他相信战争是要赢的，而武器则是用来赢得战争。他的军人思想不容任何道德怀疑。他认为，如果美国不能首先获得原子弹，它可能会成为敌人手中的决定性武器（他是对的）。面对这一挑战，他把团队逼到了人类耐力的极限。而在这个过程中，他赢得并维持了他们的尊重。[75]
影响
在哥伦比亚河沿岸靠近华盛顿州里奇兰汉福德区的位置，政府设立了莱斯利格罗夫斯公园，以纪念虽然没有在当地工作、但在确保汉福德的设施建成和生产钚来制造原子弹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格罗夫斯。[77]
2007年，低男中音埃里克·欧文斯在芝加哥歌剧院上演的作品《原子博士》中扮演格罗夫斯。这部歌剧讲述了奥本海默、格罗夫斯、爱德华·泰勒以及其他人在“三位一体”核试前的故事。[78]在1989年电影《胖子与男孩》中，保罗·纽曼饰演格罗夫斯。[79]而在2023年由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奥本海默》中，格罗夫斯一角由马特·达蒙诠释。[80]
军衔
备注与脚注
文献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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