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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期极左造反派组织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湖南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或误为“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简称省无联,是长沙市“湘派”(亲近湘江风雷的造反派)造反组织联席会议式的松散集合[1]。
1967年9月28日,由长沙工人政治部代章,湘江风雷、东方红总部、红旗军、孙大圣、长沙工人、青年近卫军六个湘派组织发出通知,邀请各造反组织共商联合。9月29日,“湘派”主要组织“湘江风雷”、“东方红总部”、“长沙工人”、“青年近卫军”、“孙大圣挺进军”、“湖南红旗军”、“高校风雷”等,在“东方红总部”开会一天,正式商议由“湘派”组织“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省无联”)。当晚通过了一份由23个组织署名的《关于坚决拥护、全力促进、誓死捍卫革命大联合的联合声明》(《九·三○声明》)。9月30日上午会上产生“省无联筹备小组”。
经过数日会议,10月4日,省无联开会,提出要办机关报,取名《湘江评论》,但不打省无联牌子。10月5日,20个“湘派”组织代表参加的在“东方红总部”举行的会议上,讨论并确定了“省无联”的《成立公告》,并议定10月11日召开“省无联”成立大会。 在《成立公告》上署名的20个组织是:湘江风雷(以张家政为首的“湘江风雷接管委员会”),红旗内燃机配件厂《东方红战团》, 湖南红旗军(复员军人组织,领导人为毕建),长沙农联,东方红总部,青年近卫军(中学生、社会青年、青年工人混合组成),湖南省红工会,省直联络站(省级党政机关干部造反派组织),长沙财联,长沙虎山行,体委红旗,北区工联,红导弹,高校风雷(大学生中的造反派,领导人为周国辉),矿冶井冈山公社(大学生中的造反派,领导人为张玉纲) 师院《永卫东》兵团,红中会(长沙中学生造反组织,领导人为孙学申),红专会,九中《重上井冈山》。
10月7日,原定于1967年10月11日发出的《湖南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成立公告》被提前贴上大街。10月9日,周恩来表示不赞同成立省无联。省无联成立大会后来未能召开。11月1日,《湘江评论》出版第一期。从第二期起,正式以省无联机关报的名义活动。1968年1月24日和2月1日,周恩来公开批评《湘江评论》,认为“在全国,反革命公开出报纸的只有长沙和福州”。
后来,“长沙工人”、“长沙农联”等组织却发表声明,不承认签署了《九·三○声明》,以叶卫东为首的“湘江风雷”总部也在11月24日发声明,不承认“省无联”。“青年近卫军”则又参加了省革筹小组领导的“工代会筹备小组”。
“省无联”中的“红中会”(全称“红卫兵长沙市中等学校革命委员会”)等部分极左派,如张玉纲《我们的纲领》、杨曦光《中国向何处去》,受到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反周恩来思潮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的异端理论。省革筹小组副组长华国锋评价杨曦光的文章:“思想反动,就是反革命!”1968年1月24日,在接见湖南学习班的会议上,“省无联”被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中央高层点名批判。康生说,“我有一个感觉,他的理论,绝不是中学生,甚至不是大学生写的。他们背后有反革命黑手”。陈伯达说:省无联“是反革命大杂烩!”周恩来表示,“我完全同意他们的意见”。1968年1月26日,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在长沙召开群众会议,声讨省无联。2月9日,长沙20万军民集会游行声讨省无联[2]。2月,经过中央领导人的严厉批评,省革筹小组与四十七军逮捕了省无联头头。
据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于2008年编辑出版的《毛主席五十次回湖南》一书记载,1969年6月毛泽东在湖南与黎原、华国锋谈话说:“前年和去年上半年是高潮,你们出了高司、红联、公检法,出了省无联,又出了永向东,以后还可能出点什么,但大局不会有什么。出极‘左’极右,是社会上有那股思潮,省无联极‘左’,那时很吃香,有一股极‘左’思潮。不过他们要重新建党建军也看见马上不行,所以提出十年生聚,十年教训。”陈益南认为,湖南省革委会负责人当时忙于抗洪抢险,故未及时传达该毛泽东指示,此后于11月12日在省革委会第四次全会上传达,省无联涉案人员遂于11月被判刑。杨小凯则回忆,他当时听说毛泽东有“省无联的群众是好的,其头头思想是反动的”的指示。11月,张家政(湘江风雷)被判20年,宋绍文(省文艺界红造团)15年,毕健(湖南红旗军)10年,杨曦光(红中会)10年,周国辉(高校风雷)7年,张玉纲(中南矿冶学院“井冈山公社”)3年。李仲昆等人被长期监管。
1981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指示,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审理“省无联”有关人员案件,大部分人都改判无罪。中共湖南省委作出决定,为省无联平反。
陈益南认为:“极左派”红卫兵的那些理论文章,与代表“省无联”组织的周国辉表露出的很强的社会活动能力,这两个主要因素的同时出现,最终导致了中央高层对整个省无联的否定与摧毁。[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