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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象记》(英语:Shooting an Elephant),又译为《射象》,是乔治·奥威尔所写的一篇文章,在1936年末于《新写作》杂志出版,并于1948年10月12日在BBC国内服务频道广播。文章透过描述主人公在英属缅甸当警官,被要求去射杀一头曾攻击人的大象,反映英国帝国主义的不正当与荒谬。[2]
作者奥威尔如同故事的主人公,在缅甸生活了一段日子,但这篇文章的真确程度仍有争议,关于它是真实记录还是虚构作品,还未有确凿的证据。[3]
奥威尔以第一人称写作,描述在英属缅甸强烈的反英国殖民情绪背景下,在毛淡棉的一个英国警察的故事。虽然主角对缅甸人表示同情,但他的职位却使他成为帝国势力压迫的象征。因此,他受到当地人的不断的作弄和嘲笑。
主角接到另一个巡警的电话,说有头发情期驯象在集市上闹事,要他处理,主角因此带一个.44口径的温彻斯特步枪,骑着一匹小马,去大象出现的地点。他进入当地最贫穷的地区之一,听到彼此冲突的说法,认为是个谎报事件,并考虑离开。然后主角看到一个村里的老妇人,她正在赶走那些围观被大象踩死的印度苦力尸体的孩子。他吩咐勤务兵去借来一管猎象步枪,携枪出发,一群大约几千人跟着他,沿着大象的足迹走向它休息的水田。
他虽然不想杀死那只似乎平静的大象,但是他感到受到人群要求的压力,要杀死大象。他在查询大象的行为和拖延一段时间后,多次向大象开枪,伤害了它,但无法杀死它。他随后离开大象,因为他不能面对它在眼前继续受苦。他后来得知,在几小时内,大象的肉被剥了个精光。
大象死了后,象的主人因为是个印度人,除了发脾气外,无计可施。欧洲人间的意见分歧,年长者认为杀死大象是最好的方法,但是年轻的认为大象比死去的苦力更值钱。主角然后想知道他们是否明白,他如此做“只是为了不被当地人当傻瓜看”。
在文章中,奥威尔贯彻其反帝国主义的立场,指出在帝国主义下,征服者和被征服者都会被破坏。[4]奥威尔清晰地表明他对英殖民帝国的不满:“我已确实认定帝国主义是个邪恶的东西……我是完全同情缅甸人而反对他们的压榨者——英国人的。”[5]:152叙事者认为征服者并没有在控制,反而是人民的意志决定了他的行动。作为统治者,他注意到他必须看起来很决断,说一不二。
就在此刻,我体验到当白种人变成暴君时,他已摧毁了自己的自由。欧洲主子这种陈腐的人物,他已变成了一种虚有其表的空心木偶。因为他统治的代价就是他必须耗费他一生的时间来使“土著们”对他们产生深刻的印象。因此在每一个危机中他都必须完成“土著们”对他的期待。他戴着一个面具,而他的脸却生来就适合这个面具。我必须射杀这头象。当我派人去拿这把枪时我就必须做这件事了。一个主子必须行动得像一个主子;他表面上必须看起来意志坚决,必须了解自己的心意,必须做确定的事情。如果照这种方式做下去:手持来福枪,身后跟着两千人,然后一声不吭地溜掉,什么事情也没有做——不行,这个办不到。人群会嘲笑我,而我一辈子,每个在东方的白种人的一辈子,都是一场力争不被嘲笑的搏斗![5]:158
虽然叙事者拿着远超当地人科技的武器,但射杀大象不是他的本意,只是因为当地人的期望,他不得不射杀大象。这使得他变成了“一个被身后那些黄面孔推来推去的荒谬傀儡”。[5]:158叙事者意识到,要违背自己的心意,在群众的压力下射杀大象,揭示了霸权的一个内在问题:“当白种人变成暴君时,他已摧毁了自己的自由。”[5]:158[6]当统治者实施严刑峻法时,他在压迫人民的同时,也丧失了自己的自由。[1]
叙事者在整个故事中的处境都是无甚声望的。他评论道,即使他是统治阶层的一员,他都察觉自己被缅甸人民忽略或憎恨。在文章开首,他写道:“我曾成为一大群人们怨恨的对象——这是我一生中仅有的一次,我够资格碰到这种事情。”[5]:151只有在当地人期望他猎象时,他才“暂时值得一看”。[5]:157他描述自己作为警官,如何沦为被当地人嘲笑的对象,就像其他欧洲人一样,成为了显眼的目标。
叙事者把当地人标签为“小野兽”,而把大象标签为“巨兽”,显示他比起当地人更尊重象。然而,这有点自相矛盾,因为叙事者的工作有辱人格,并且逼使他直视“气焰逼人的帝国的污秽工作”。[5]:152叙事者挑出年轻的佛教憎侣,说他们是侮辱自己最为厉害的群体。他“心中一方面认为英国的统治者是一个无法推翻的暴政,是对受辱人民意志的一个永恒旳箝制;另一方面认为世界上最令人称快的事莫过于把一柄刺刀戳入一个佛教憎侣的肚子里。”[5]:153
猎象后,叙事者对象踩死了印度苦力感到欣慰,因为这使他“站在法律上讲是对的”,亦给了他“射杀那头象的借口”。[5]:163最后,他感慨自己“时常怀疑是否有人领悟到我这种做法只是要避免被人看成是一个傻瓜。”[5]:163[7]
叙事者夹在“对自己所效力的帝国的强烈憎恶”,与“对那些企图破坏‘我’工作的凶狠小野兽的愤怒之间”,使他感受到强烈的内疚感。[5]:152-153[7]他声称自己“完全同情缅甸人而反对他们的压榨者——英国人”,并指出“这类的感情乃是帝国主义下的正常副产品;不相信的话可以问在印度的任何英国官员,如果你可以在他下班的时间找到他。”[5]:153这创造了一种殖民者对当地人的同情感,但这种感情却因当地人的敌意而减轻,使双方都恶劣地对待对方。[8]
2015年,《猎象记》被改编成一部短电影,由胡安·帕布罗·罗蒂埃(Juan Pablo Rothie)执导,亚历克·索科洛夫编剧,于尼泊尔拍摄。
故事的真确性一直存疑。在奥威尔传记George Orwell: A Life中,作者班纳德·克里克怀疑奥威尔并没有真的射杀了一头象,因为没有关于这事件的独立记录。考虑到有珍贵财产被毁坏,这是很不寻常的。
《奥威尔全集》的编者彼得·戴维森收录了与乔治·斯图亚特(奥威尔在缅甸的同龄人)的访谈。斯图亚特声称奥威尔在猎象后,被转移到杰沙镇作为惩罚。“对于任一木材商来说,一头象是甚为珍贵的资产……而若果奥威尔作了如此无谓的杀戮,他一定会被重重地训斥。在事情后不久,他就被人从毛淡棉转送到上缅甸的杰沙,当一个不显眼的岗位。”[注 1][9]:224–225戴维森亦把《仰光公报》(Rangoon Gazette)的一篇描述一位市长在相似的处境中猎象的报道收录进《全集》中。当一名传记作者询问奥威尔的妻子索妮亚·奥威尔时,得到的答复是“他当然射杀了一头他妈的大象,他是这么说的。为何你老是怀疑他的话?”[注 2][9]: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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