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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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田又称度田事件、光武度田,是东汉时期汉光武帝推行的丈量土地和统计国家户口的政策。由于各地上报的统计数据隐瞒土地、人口的情况非常严重,[1]为了扩大税收和徭役、服兵役人口,汉光武帝于建武十五年(39年)正式下诏实施度田,要求州郡长官核查垦田面积面积及调查户口,汉光武帝亲自主持度田。
建武十六年(40年)农历九月,由于不少太守因为充当地主豪强保护伞,没有按照实际情况度田,继续隐瞒土地和人口,使得豪强规避赋税徭役,因此朝廷将河南尹张伋及十余名各地太守逮捕处死。[2]东平相王元也因度田不实被处决。同时南郡太守刘隆被免为庶人。[3]但不久各地豪族爆发武装叛乱,青州、徐州、幽州、冀州叛乱情况特别严重。很快叛乱被朝廷平定。[4]
在建武十五的度田斗争中,各地豪强无疑是受到一定的冲击,日后社会朝稳定发展,史称“自是牛马放牧,邑门不闭”。[5]光武帝之后的东汉各代每年均实施度田。田地调查在汉和帝、汉安帝时依旧严格执行,例如汉殇帝延平元年五月郡国度田,七月上报,七月十五日(公元106年8月31日)邓太后便发现郡国官员粉饰太平夸大各地垦田面积、报大各地户口数量,于是下诏刺史覆实,由于殇帝在二十一日后病逝(八月初六,公元106年9月21日),新的审核资料未完成,只能列入继位的汉安帝时期,因此东汉官方没有保留殇帝时期的户口垦田资料。度田制度在东汉后期仍有执行,甚至户口调查在汉灵帝时期仍然进行[6],连海南岛朱崖县亦有实行。
然而,近代学者质疑光武度田的力度是有限的,豪强势力并没有真正被削弱,土地兼并仍在继续发展,广大农民生活仍然很痛苦。[7](按: 此说是没有历史根据的,《后汉书》记建武十六年后“自是牛马放牧,邑门不闭。”,《东观汉记》记建武十七年后“商贾重宝,单车露宿,牛马放牧,道无拾遗。”可见当年夜不闭门、路不拾遗的景象,若农民深陷水深火热之中,又为何有此景象?又《后汉书》记建武二十五年“时南单于及乌桓来降,边境无事,百姓新去兵革,岁仍有年,家给人足。”当时百姓年年有余,丰衣足食,又何来“广大农民生活仍然很痛苦”?)
从近代传统观点来看,刘秀的度田运动是失败的。[8]不过,此说法最初产生的背景与当时政治意识形态、阶级斗争有关,刘秀被当权者打上“大地主”的名号并说成“刘秀则代表地主阶级之利益”,又将其统一天下的过程称为“刘秀窃取了农民起义的成果”,当整个社会鼓吹打倒地主阶级,而在上者又给出刘秀是地主阶级的代表,学者在评论相关的历史事件时已戴上有色眼镜,先定了立场论调再找证据,而所找的理据都是经过断章取义歪曲而成的,有的学者不察、有的受当时政治环境影响,皆在这种论点上跟风著作。由于后来邓小平改革开放,加上1989年涉及光武建武年间度田的文物出土,使新一派学者重新审视事件,越来越多的学者在翻阅史籍查看相关事件记载,基于史料记载、两晋时期名人(如傅玄、李彪、封裕等)关于光武度田的论述,以及出土文物的佐证,近年学者多认为刘秀度田运动是成功的,2016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共同监制的百集大型电视纪录片《中国通史》第26集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亦采取了此观点。
东汉中期以后的豪族皆是“井田之变,豪人货殖,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例如外戚马防“兄弟贵盛,奴婢各千人已上,资产巨亿,皆买京师膏腴美田 ”。(按:仲长统于东汉建安末年曹操旗下作《昌言.损益篇》所言“井田之变”、“肉刑之废”是针对秦汉以来的情况而要求曹操恢复井田制、重立法制,而非特指东汉中期,要知井田之变在于秦商殃变法、肉刑之废在于西汉初。又“井田之变”此句原文:“井田之变,豪人货殖,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身无半通青纶之命,而窃三辰龙章之服;不为编户一伍之长,而有千室名邑之役。荣乐过于封君,埶力侔于守令……”也就是仲长统将豪强与“封侯”、“当官”者分别,而这里引用马防这个因皇帝恩宠“封赏”而强盛的外戚家族来说明豪强情况,有失偏颇,要知何进乃屠夫出身,一样在成为外戚后权势大到袁绍、曹操等将领归附。)
东汉士大夫一般都拥有规模巨大的田庄,并且在势力范围内奴役广大的依附农民。[9]随着豪强地主势力的膨胀,在田庄内部发展出一种部曲家兵制,[10]不但可以自己自足,甚至可以抗衡皇权。(按: 东汉“部曲家兵制”是在黄巾之乱发生后,东汉朝庭容许地方征兵参与平乱时才出现的。凡言“东汉豪强部曲家兵制”此论调者,要么拿光武未统一天下前的事为例,要么拿黄巾之乱后的事为例,再不然便拿将军率领部曲作战当作是私兵,而不知汉朝军队编制分营、部、曲、屯四级,“部曲”之称有时是指军队编制或“军队”之意,见《后汉书.百官志.将军》。凡此种种谬误不过是上世纪意识形态下的产物而已。)
东汉末期的党锢之祸即是士大夫集团势力之膨胀与皇权矛盾激化的结果。(按:此说法亦有失偏颇,对当时文人志士不公,而且有把豪强直接与士大夫集团挂勾,党锢之祸的诞生是士大夫的清议派与皇权矛盾激化的结果。当时清议派文人有不少出自贫苦之家、罪臣之后,例如檀𢾭、岑晊等,其他有出身官宦世家的也是崇尚简朴、清节者,例如李膺、杜密等。更重要的是他们除了针对宦官,同样也有针对豪强、官员、其他士人,“危言深论,不隐豪强”、“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当他们任官时更是在地方打击豪强,如范滂、成瑨等。第一次党锢之祸,是清议派官员打击宦官集团,宦官向汉桓帝谮言,说清议派结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因为结党之事为帝王所忌,加上清议派在某程度上控制了社会的舆论权,导致汉桓帝怕影响君权而下令捉捕清议派人士。第二次党锢之祸,是窦武政变失败,加上清议派出身的官员在地方上打击宦官集团,宦官向年仅十二岁不懂事的汉灵帝进谗而引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