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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人大逃亡发生在1948年巴勒斯坦战争至今，有70万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约占战前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口的一半）被逐出或逃离家园[1]。此次大逃亡被巴勒斯坦人称之为“纳克巴”（阿拉伯语：النكبة, al-Nakbah，意为“大灾难”），这使得以色列人得以在多数土地上建立优势，整个阿拉伯族群碎片化，人民丧失资产及土地和流离失所[2][3]。“大灾难”也可泛指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的整个时期以及至今巴勒斯坦人所持续遭受的迫害[4]。
在1948年的第一次巴勒斯坦人大逃亡期间，巴勒斯坦约一半的阿拉伯人，约75万人被驱逐出家园或被迫以各种暴力手段逃离。[5]最初是犹太复国主义准军事组织伊尔贡等对居住的巴勒斯坦人进行持续骚扰。以色列建国后则是其军队，实施了数十起针对巴勒斯坦人的屠杀，占领500多个巴勒斯坦人占多数的城镇、村庄和城市的巴勒斯坦人人口锐减，其中许多巴勒斯坦村镇要么被彻底摧毁，要么被犹太人重新安置，并被以色列政府希伯来化。以色列还通过投毒村庄水井对巴勒斯坦人实施生物战。到战争结束时，前巴勒斯坦托管地总面积的78%被以色列控制。
大逃亡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后期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到来以及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巴勒斯坦购买大批土地。[6]犹太复国主义者想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家，因此他们想要拥有尽可能多的土地、尽可能多的犹太人和尽可能少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7][8]当英国在1917年贝尔福宣言中宣布正式支持犹太复国主义时，巴勒斯坦人口约为750000人，其中约94%为阿拉伯人，6%为犹太人。[8]
奥斯曼帝国灭亡后，巴勒斯坦地区被国际联盟于1922年托管给英国。那时，犹太人口已经增长到10%左右。当时的贝尔福宣言和国际联盟颁布的巴勒斯坦托管地备忘录都将90%的巴勒斯坦人社区称为“现有的非犹太社区”。[9][10]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犹太人大屠杀之后，1947年2月，英国宣布他们将结束托管，并将巴勒斯坦的未来交给新成立的联合国解决。[11]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调查委员会成立，并于当年9月向联合国大会提交了一份建议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分治的报告。巴勒斯坦人和大多数阿拉伯国家都反对分治。[12][13]犹太复国主义者接受了分治，但他们计划在独立之后将以色列的边界扩大到联合国分配给它的边界之外。[14][15]1947年秋天，以色列和约旦在英国的批准下，秘密同意在英国托管结束后将分配给巴勒斯坦的土地分配给他们。[16][17]
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第181号决议——也就是联合国巴勒斯坦分治计划。当时，阿拉伯人约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二，拥有约90%的土地， 而犹太人占人口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拥有约7%的土地。[18][19]联合国计划将大约55%的土地分配给以色列，那里生活着约为50多万名犹太人和40多万名阿拉伯人。巴勒斯坦被分配了剩余的45%的土地，那里生活着约为70万至80万名阿拉伯人和1万名犹太人。耶路撒冷和伯利恒由于其宗教特殊性，将成为一个由国际管理的独立个体，人口约为10万名阿拉伯人和10万名犹太人。[20]
批评者认为联合国的分治计划是亲犹太复国主义的，尽管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口是犹太人口的两倍，但56%的土地被分配给以色列，不过也有支持者认为以色列所拥有的土地大多为沙漠和荒原，没有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好。[21][22]尽管如此，该计划受到巴勒斯坦大多数犹太人的庆祝，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大卫·本-古里安，更是将该计划视为未来在整个巴勒斯坦扩张领土的垫脚石。[23][24][25]相比之下，巴勒斯坦人对该计划十分不满。阿拉伯高级委员会、阿拉伯联盟和其他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和政府都拒绝了该决议，理由是除了阿拉伯人占三分之二的多数之外，他们还应当拥有大部分土地。他们还表示不愿意接受任何形式的领土划分，认为这违反了《联合国宪章》中的民族自决原则并宣布打算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阻止该决议的实施。[26][27][28]
在巴勒斯坦托管地内战爆发后最初几个月，局势变得的越来越严峻。根据以色列历史学家本尼·莫里斯的说法，这一时期主要是以巴勒斯坦人对犹太人的袭击和犹太人的防御为主，并随着犹太人越来越强大的报复而被打断。[29]以色列历史学家和政治家西姆哈·弗拉万则认为，伊尔贡和莱希对巴勒斯坦人和英国当局的袭击导致了巴勒斯坦人的报复和谴责。[30]
犹太人的袭击要比巴勒斯坦人的更具破坏性，包括杀害无辜平民，袭击阿拉伯武装营地，摧毁房屋并驱逐巴勒斯坦居民。[29]伊尔贡和莱希恢复了他们在1937年至1939年的无差别攻击策略，他们向公共汽车站、购物中心和市场等拥挤的地方放置炸弹和投掷手榴弹，同时并针对英国军队进行袭击。[29]整个巴勒斯坦托管地的总体情况恶化：经济形势变得不稳定，失业率飙升。[31]
以色列历史学家约夫·盖尔伯称，阿拉伯解放军开始系统地从几个边境村庄撤离平民，以便将村庄变成军事据点对抗犹太人的袭击。[31]阿拉伯人口的减少主要发生在靠近犹太定居点的村庄以及海法、雅法和西耶路撒冷的社区。这些社区较贫穷的居民通常会逃到城市的其他地方，还有一些人干脆搬离这座城市，并期待在混乱结束后返回。到1948年3月底，至少30个村庄的巴勒斯坦人口大量减少。大约100,000名巴勒斯坦人逃往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地区，如加沙、贝尔谢巴、拿撒勒、纳布卢斯和伯利恒等巴勒斯坦人占多数的城市。
有些人完全离开了这个国家，有至少30000名巴勒斯坦人逃去了约旦、黎巴嫩和埃及。其中许多是巴勒斯坦阿拉伯领导人和来自城市地区的中上层巴勒斯坦阿拉伯家庭。3月22日左右，阿拉伯高级委员会要求他们在巴勒斯坦的领事馆只向老人、妇女、儿童和病人发放入境签证。3月29日至30日，哈加纳情报局报告说，“阿拉伯高级委员会不再批准出境许可，因为担心巴勒斯坦内部恐慌扩大。[29]
当时唯一获得授权的驱逐行动发生在海法南部的滨海凯撒里亚，1948年2月19日至20日，大批居住在滨海凯撒里亚的巴勒斯坦人被驱逐，其房屋也被拆毁。 [29]根据以色列历史学家伊兰·帕佩 （Ilan Pappé） 的说法，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了多场威胁运动，包括分发威胁传单、“暴力侦察”，以及在迫击炮到达后对阿拉伯村庄和社区的炮击。帕佩还写道，哈加纳将其政策从报复转变为进攻。[32]在1948年1月本-古里安与他的首席顾问展开了“长期研讨会”，他们的主要观点是希望将尽可能多的阿拉伯人“转移”出犹太领土并讨论他们如何去实施这项计划。1948年2月的多次袭击，特别是对 滨海凯撒里亚和萨萨的袭击，让他们拥有了足够的经验去驱逐巴勒斯坦人。[32]根据帕佩的说法，本-古里安及其幕僚制定了D计划，该计划旨在征服巴勒斯坦的领土，为建立犹太国家做准备。[32]然而，根据盖尔伯的说法，该计划的指示是：如果发生抵抗，被征服村庄的居民将被驱逐到犹太国家的边界之外。如果没有遇到抵抗，这些居民可以在军事占领下留在继续生活在当地。[33]
事实上早在1948年5月，在《以色列独立宣言》发表之前，就约有25万至30万巴勒斯坦人已自行离开或被驱逐，这一事实即为阿拉伯联盟干涉该国的重要原因，从而引发了1948年阿拉伯-以色列战争。之后在“大灾难”期间，四百至六百个巴勒斯坦村庄又在交战中被摧毁[34]。因为其中大部分巴勒斯坦人定居在邻国的难民营中，难民的确切人数存在争议[35]。但可确定，在新成立的以色列领土上，约80％的阿拉伯人居民在当时已经被驱逐或逃离了故土[36][37]。
后来，以色列第一届政府又通过了一系列法律来试图阻止其中一些已离开的阿拉伯人重返家园或声明索要财产。他们及其许多后代在移民后，亦未获得居住国的国籍，故仍然是难民[38][39]。此后，一些历史学家将对巴勒斯坦人的驱逐描述为“种族清洗”[40][41]:82[42]，而另一些人则对此指控提出异议，因为以色列境内也有一定比例的阿拉伯人[43][44][45]。
目前难民的身份地位，尤其是以色列对这方面迁回的申请批核状态，甚至是否允许他们其中的有些人的后代有权返回家园或给予赔偿，是持续至今的巴以冲突中的关键问题之一。在巴勒斯坦领土和海外的巴勒斯坦人在每年的5月15日会纪念1948年的“大灾难”，称之为“大灾难日”。
历史学家之间对大流亡的产生原因存在本质上的分歧。流亡的因素包括战争中犹太人的军事优势、对阿拉伯村庄的摧毁、心理战、在代尔亚辛村大屠杀之后对被犹太复国主义民兵再次屠杀的恐惧[46]:239–240，以上这些因素导致许多人在恐慌中逃离；另外还有以色列当局下达的直接驱逐令、较富裕阶层人士的自动离开[47] ，巴勒斯坦领导层的瓦解和阿拉伯人的撤离疏散命令[48][49]，以及不愿在犹太人的控制下生活等等其他原因[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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