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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广事变，又称六一事变[1]或两广异动[2]，是1936年6月—9月，中原大战后硕果仅存的两大地方军阀派系粤系及新桂系，以抗日为名挑战蒋介石领导南京国民政府的未遂武装政变。该政变几乎触发内战，但是最终以双方达成政治妥协而结束，事后中央（江浙）派系成功压制两广地方势力，更进一步巩固对中央政府的掌握。[3]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后，蒋介石在蒋桂战争中重创势力一度如日中天的新桂系，并在中原大战中击败西北军冯玉祥，晋绥军阎锡山等，巩固了其国民政府和中国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和政治地位。同时蒋介石又通过围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增强在江浙以外区域影响力，当时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多在华中、华南一带，当地军阀在这套攻势下一步步遭南京政府收编；1933年闽变后，南京政府趁击垮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的机会重新掌控福建省实权。1935年的第五次剿共战争，南京国民政府在驱逐中国共产党在华中江西一带势力后，也同时削弱当地军事将领控制力，并由资源委员会出面整顿当地的钨沙与锑矿开采扩充南京国民政府财源，蒋介石控制地盘从长江流域中下游的浙江、安徽、湖北进一步南下扩张到湖南、福建，一路追剿中国共产党的过程更深入西南各省，过去形同半独立的四川刘湘也只能妥协向南京国民政府输诚。
在驱赶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南京国民政府也逐步强化基础建设，国民政府铁道部当时最重要的基础建设为打通粤汉铁路的工程，1936年时也即将完工，这将进一步强化南京国民政府与华南经济连结，同时也更方便调兵遣将。
蒋介石中央军系利用中国共产党弄垮或整倒各地实力派的作法，让西南与华南一带的实力派感到腹背受敌之困；在1936年事变爆发前，华南与西南一带还有政经能力与南京国民政府抗衡者，也只剩下广东、广西的实力派。两广系的军阀一直依仗“党国元老”胡汉民的声望与支持，和南京政府抗衡。当然，这些将领对于蒋介石这种做法相当不齿，但南京国民政府也对这些实力派采“均权分治”的名义保持半独立状态一样很不满。但政治上两广实力派仍能靠“西南政务委员会”这块招牌维持当地独立性，委员会17人中除了两广主要军事将领外，还包括中国国民党大老胡汉民、萧佛成、唐绍仪等人，委员会所聘请的国民党大老共同特色就是反对蒋介石，而南京政府基于他们的辈分也不太愿意公开翻脸。
军事上，虽然后来两广均是以反日为宣传主轴，但是与日本关系十分复杂。自1932年初起，日本军部即不断派代表赴广州与陈济棠接洽。1934年3月22日、1935年2月13日，日本第三舰队两次访粤，陈济棠曾分别与其司令今村信次郎中将、百武源吉中将会谈。1935年3月2—5日，日本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到达香港、广州、桂林，分访胡汉民、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粤桂要员。1936年2月，松井石根大将又在广州访问陈济棠，向粤方赠送枪枝约1000支、子弹20万发及数门山炮。日本军方与粤桂要员接触目的，是希望策动两广联日反蒋。
新桂系在中原大战后，曾购买了大批日本武器和日本军事教官，广西空军中也配备不少日制战机，在1930年代中日矛盾逐渐扩大时，这种作法便显得相当尴尬。但新桂系白崇禧则称“胡服骑射”，“借他人的拳头打他人的嘴巴”等理由。击退红军主力后，新桂系于1935年冬派代表赴西安、天津与中共建立联系，李、白两人更公开提出与中共合作抗日的主张。
1931年底，桂系借九一八事变后的华北乱局，参与、推动了逼蒋下野。但此后五年，桂系始终对抗日避而不提，大量购买日本军火，聘请日本军事教官，日军要人清水孝次郎、原田、土肥原贤二多次到访广西。
1936年4月17日李宗仁在广州市东山马棚岗寓所以对记者谈话形式最早提出焦土抗战政策[4]，主张“发动整个民族解放战争，宁愿全国化为焦土，亦不屈服之决心，用大刀阔斧来答复侵略者”“全在我国大多数军民之能否觉悟，与军政当局之能否领导，上下一致，本焦土抗战之精神，毅然决然为民族解放战争而牺牲之一点而已”，并以李宗仁《我对中日问题的观察和主张》一文刊于1936年4月18日《南宁民国日报》。文章发表后，全国各报竞相转载。对1936年6月1日爆发的“两广事变”形成了舆论基础。此后，李宗仁在很多场合谈论“焦土抗战”，攻击蒋介石中央对抗日之不作为，令中国进入“不死不活”状态，并声称地方实力派愿共同出兵抗日。如1937年1月1日，李宗仁在《东方杂志》新年特大号上发表《民族复兴与焦土抗战》一文，论述了他的“焦土抗战”的思想，指出“今日中华民族之唯一的出路，唯有立即对日抗战”。
中共于1936年5月31日发表《我党在两广的任务》一文，鼓励民众拥护李宗仁的抗日主张。
而国民政府中央则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坚持比如统一全国之后，才可以倾全力反击日本之侵略。1935年8月，日本惧蒋整顿西南，“大施威胁，纵令特务机关，到处滋扰”[5]:31。蒋介石亦派人游说新桂系之政治盟友广东陈济棠，企图得到陈济棠配合，一举消灭新桂系。1935年末，陈济棠派人前往南京述职。蒋介石向其透露了解决新桂系之方针政策，并要求陈济棠配合，同时驱逐广东境内一切反蒋势力。陈济棠得知后，甚为猜忌，认为唇亡齿寒，新桂系一旦失败，粤系亦不能避免被蒋介石吞并之命运。故反而积极主动联络新桂系，一同反蒋。
1936年2月，蒋整月在南京[6]:374。3月21日自南京归奉化，续游杭州西湖，3月28日回南京；4月10日溯长江西上抵达汉口，视察巿政，4月13日自宜昌乘商轮入西陵峡巫峡，4月14日到万县登陈家坝视察飞机场，4月16日重庆登岸飞成都到昆明等[7]。
1936年5月13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胡汉民在广州因患脑溢血突然去世[8]:38。次日，蒋介石认为解决两广半独立状态的条件已成熟，要求陈济棠协助国民党中央出兵广西，“对桂用兵”。蒋介石在5月18日派人致祭，吊唁团5月24日至粤，前往广州吊丧的孙科等人与陈济棠有过私下会商，会商内容后来外界称为“五条建议”：第一，取消两广的半独立地位；第二，派人取代胡汉民在广东省政府之地位，改组广东省政府；第三，原粤系人物愿意到南京工作者随意，不愿者中央政府资助出洋考察；第四，粤军各军师长由军委会统一任命；第五，取消广东货币，统一以法币。如果五条建议为真，很显然南京政府的真实目的乃取消西南两机关，彻底控制两广，趁此粤系势力不稳的时机向广东发表最后通牒，意图将广东权力收归中央。但南京政府在1936年6月8日否认了五条建议一说，真实谈话内容至今已不可考。
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在吊唁团后有集会商议，中央在当时的传话可能仍引起陈济棠的强烈反弹。不愿坐以待毙的两广实力派军人决定共同出兵，北上反蒋。陈济棠于5月19日与白崇禧会于广州，两日决定借“抗日”为名公开反蒋。5月19日，陈、白二人召集数十名粤桂高级将领开会，研究反蒋大计。会上，白崇禧表示桂方将全力支持粤方反蒋，使陈最终下定开战决心。
民国25年（1936）6月1日，广东陈济棠、广西李宗仁组国民革命抗日救国军，称兵入湖南[5]:33。陈、李在广州召开“西南两机关”联席会议，决定以粤桂两军打出抗日旗号，北上讨蒋。决定两广历史走向的“两广事变”就此爆发。陈授意中国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两机关作出决议：命陈济棠、李宗仁组织抗日救国西南联军，并以陈、李分任正副总司令，仍辖原第一、四集团军[8]:39。稍后因陈之推荐，又任何荦为西南联军参谋长，李洁之为西南联军兵站总监[8]:39。
6月2日，西南两机关对南京发出吁请中央领导全国抗日之冬电，并通电全国督促中枢领导抗日；同时发动两广国民党各级组织和群众团体通电响应，并举行抗日示威运动[8]:39。
6月4日，陈、李在广州发出通电，痛陈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践踏中国土地，并攻击蒋介石中央对抗日不作为，决定率部北上抗日，请求准许粤桂部队北上，收复失地，要求蒋立即停止进逼各地方实力派。国民政府和中国国民党中央立即回电驳斥，声称“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并痛斥两广为“地方将吏抗命”。同时军委会亦通电两广，严令两广部队不得擅自行动，双方矛盾激化。
6月5日，陈授意中国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两机关作出决议：命陈济棠、李宗仁组织抗日救国西南联军，并以陈、李分任正副总司令，所辖部队仍为既有的第一、四集团军[8]:39。西南两机关训令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讯为准备出兵抗日。陈济棠、李宗仁宣布组成国民革命抗日救国军，稍后因陈之推荐，任命何荦为西南联军参谋长，李洁之为西南联军兵站总监[8]:39，发兵进军湖南。
6月8日，在广东空军的掩护下，广东陆军第二军（军长张达下辖广东陆军第2、4、5、6师）、广西陆军第十五军（军长夏威，下辖广西陆军第42、43、44师）进军湖南，广东部队占领郴州、广西部队占领永州。两广部队在发兵湖南后，蒋介石忙将中央军两个军由湖北调入湘南，并蒋命令福建绥靖主任蒋鼎文、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遣兵备便，制止两广部队攻入衡阳或进攻贵州。
6月11日，国民革命军第四路军进驻衡州，从永州北上的广西部队被迫暂前进。自粤汉铁路北上的广东部队也随后停止进军。
6月18日，国民革命军入驻衡阳，与粤桂联军对峙于郴州、祁阳一线，由于中央军控制住主要交通重镇，两广部队无法从湖南继续北上，停止进军。蒋命令福建绥靖主任蒋鼎文、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遣兵备便，制止两广部队攻入衡阳或进攻贵州，由于中央军控制住主要交通重镇，两广部队逆势大挫[5]:33。
由于两广部队北上主要通道只剩湖南可走，所以湖南主政者态度将决定联军的命运，新桂系因此派出李品仙拉拢主政湖南的何键。何键当时态度相当为难，因为中央军已经开入湖南，他一旦有明确的反蒋态度中央军随时可以将他一同击垮，但如果他明确支持蒋很可能就是两广军把他击垮。所以最后他决定以拖待变，一面敷衍李品仙，一面向蒋报告粤桂两军的行动。而粤桂两军则出动30万人马，飞机100多架，内河舰艇20多艘，抢先进攻湖南。但当时何键已经投向中央，和中央军一道防堵粤桂两军。粤桂两军暂停于湘南，不再前进。
6月下旬，100余名日本军官抵达广州，入住沙面及新亚酒店，准备协助粤军抗蒋。
7月1日，陈济棠正式就任西南两机关所任命之“中华民国国民抗日救国军西南联军总司令”，李宗仁就任副总司令，并接受印信[8]:40。随即发布派兵北上抗日收复失地之命令[8]:40。第一集团军好些将领都不愿参加陈济棠以抗日为名反蒋之错误行动，密谋摆脱之计[8]:40。
在7月份一开始，粤系部队便快速土崩瓦解。南京政府在事件发生后，便开始利用情报组织牵线收买两广部队的将领，第一个倒戈的是以12万港币的代价买通的广东空军飞行员黄志刚，并由他为中介向广东飞行员传达1架飞机2万法币的价格拉拢投诚。6月30日，粤空军飞行员黄志刚率7架战机叛粤投蒋。7月2日，4架O-2MC、3架波音281与3架轰炸机共27位飞行员飞抵南昌，宣告投诚南京，黄志刚随即升任中华民国空军第17中队中队长（后转任15中队中队长）。7月4日，又有48架战机离粤，在南昌降落，宣誓效忠南京政府。
广东陆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的妻子为国民革命军将领上官云相之妹，因此在情势升温之前南京方面便以上官云相个人管道策动余汉谋反陈，蒋中正则允诺倒陈后以余汉谋主政广东。7月4日，余汉谋于军部南雄宣布拥蒋，南下朝韶关、广州进军向陈济棠“兵谏”。7月6日，被蒋收买的广东第一军军长余汉谋搭乘飞机飞抵南京向蒋中正输诚。同日，广东陆军第一军副军长李汉魂、广东陆军第四军副军长邓龙光、虎门要塞司令李洁之通电反陈。
7月12日，由郑介民引线，广东海军的新式鱼雷艇2艘由艇长邝文光、邓萃功投诚南京政府。7月13日，余汉谋与亲近将领通电拥护统一，反对割据[5]:33。7月18日，以40万港币的代价买通的粤空军司令官黄光锐亲自带领74架军机及后勤人员经韶关飞往南昌宣告投诚南京。在蒋介石的收买之下，原本陆空实力雄厚的粤军仅半个月便分崩离析，陈济棠此时空军战力以尽数瓦解，陆军战力亦近半拥蒋。
7月13日，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决议撤销西南执行部，军委会则宣布撤销陈济棠的职务，以余汉谋取而代之。同时为了分化粤桂，宣布李宗仁、白崇禧的本兼各职不变。但是新桂系没有上当，还尽力扶持陈济棠，建议陈济棠立即将钱粮，武器和可靠部队掌握，退往粤西，背靠桂系，同时准备派桂军入粤，稳定广东局面，但是形势已经急转直下。新桂系三大首领赶紧与陈济棠见面商议，统一军政，财政，并且将军心已经不稳的粤军布置在内线，而桂军布置在外线。
7月14日，余汉谋向陈济棠发出通牒，要求陈济棠24小时内离开广东，同时出兵向广州进攻，原先北上湖南的广东陆军第二军抗命不战而退，军长张达发电报向陈济棠回报第二军已无斗志，希望钧座悬崖勒马，准备迎余汉谋以代替陈济棠，此时广东陆军包括第一军、第二军、第四军都遭到南京政府收买，陈济棠已无力控制其主力部队的行动。白崇禧立即电告陈济棠，形势危急，劝陈济棠不惜血本迅速稳定军心。但仅过了一日，陈济棠之广东空军便在司令黄光锐的率领下全数北上投蒋，陈济棠已经心灰意冷，决心下野，遂不再理会白崇禧的提议。18日，陈济棠在将过渡政务军务安排妥当后，前往香港，淡出政坛。陈济棠之亲信陈汉光所指挥的广东陆军第12师在陈济棠决定离职时被陈济棠命令入桂，并且附送军费数十万元。但粤军第12师同样抗命不愿入桂，被余汉谋收编，至此，陈济棠在广东之势力被连根拔起，除了数十万军费归新桂系所有外，全部被余汉谋接收。24日，余汉谋全面接管广州防务。
与此同时，新桂系虽仍标榜反蒋，却已经与蒋共双方积极交涉。陈济棠倒台，蒋介石立即威逼新桂系，顾祝同率薛岳等部自贵州进逼，余汉谋所部自雷州半岛进逼，陈诚部自西江沿江而上，何键湘军则自湘桂边境窥探桂林，新桂系形势危急。新桂系立即以民团制度动员全省后备兵源准备迎战，建制军队扩充兵力至44个团，另外尚有近10万地方民团。约兵力20余万，据险固守。同时为了争取舆论支持，驱逐桂军内部所有的日籍教官、顾问。由于新桂系不同于粤系，以李、白二人为核心的团体组织向心力十分稳固，蒋介石对新桂系的收买分化未能成功，新桂系内部没有重要军政人物投蒋。
6月后，广西连日发生新桂系支持下的抗日示威游行、集会，声势浩大。大批文化界、新闻界人士亦被邀请来桂。新桂系在舆论上占了上风。新桂系盟友众多，东北军，西北军，共产党都通电声援。新桂系亦利用西南各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中央军系的矛盾，分化，游说。在福建事变中下台的蔡廷锴还出资30万港元组建了一个师增援新桂系。
7月，中共秘使云广英抵达南宁，对李宗仁表明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希望新桂系停止反蒋。7月15日，国民政府通电全国，宣布将李宗仁、白崇禧外调，明升暗降，同时委任原属新桂系，但早在中原大战后投蒋的黄绍竑主政广西，企图分化新桂系。李、白二人拒不到职，而黄绍竑暗通桂系，居然公开表示不愿就职。两广事变陷入僵局。
7月底，出于对反日情绪和对新桂系的同情，中国各界和各地方实力派开始倾向于新桂系。冯玉祥亲自上庐山劝告蒋介石和平解决两广事变。加上当时东北军张学良，西北军（陕军）杨虎城已经同中共秘密达成了停战协议，蒋介石急于调兵北上剿共，也逐渐倾向于和平解决两广事变。
其后，蒋介石亲赴广州，自8月10日起，蒋桂双方不断派人互相试探。桂方提出，蒋介石必须准备抗日，桂方则将全力协助。邓世增，刘斐，朱培德，程潜，居正等人不停来回南宁和广州，劝说双方各退一步。虽然新桂系仍在加强备战，但广西空军也犹同广东空军开始逐渐倒戈。8月15日，广西空军第三队副队长邓梓湘带领3架飞机飞往广东投靠南京政府；8月16日，广西空军司令兼航空学校副校长林伟成与广西空军飞行队队长甯明阶同乘1架飞机飞往广东投靠南京政府。李宗仁在8月15日邓梓湘事件后即担心广西空军会犹如7月份广东空军一般土崩瓦解，因此在同一天发电报向林伟成告知扣留以广东航校毕业生为主的广西空军第二队队长宁明楷与飞官20余人，白崇禧随后进驻广西空军训话，镇压住可能爆发的叛逃潮。
最后新桂系提出，中央停止进逼地方，维持广西现状不变，日人如更进一步，立即全面抗战，战端一起，广西立即出兵。在此基础上，新桂系宣布服从蒋之领导，不再争夺中央名器。同月，新桂系宣布恢复第十九路军建制，纳编抗日救国军新编第一师（师长翁照垣），并由该师隶属的国民革命军第264团（团长谢鼎新，前十九路军后方留守部队，十九路军被解体时驻扎广西）进占广东北海，表明强硬的抗日立场。双方台前幕后的争斗持续到9月初。
9月2日，蒋方代表抵达南宁与李、白正式谈判。3日，北海更是发生了十九路军及抗日人民处决被视为日军间谍的丸一药房店主，日本人中野顺三，并引起外交风波的北海事件。9月4日，国民政府和军委会发布命令，李白二人和桂系大小官员之职位不变，新桂系官员则隆重在南宁就职，宣布服从蒋之中央。6日，蒋方接受桂方要求，双方达成和平协议，南京国民政府正式任命李、白为广西绥靖正、副主任。至此，两广事变解决。9月中旬，李宗仁亲赴广州，当面向蒋介石表示服从，新桂系与蒋之矛盾暂时得以解决。在蒋桂合作之下，两广事变在历经3个多月，双方出动高达80万部队对峙，在未爆发实际交火后，以粤桂两军的全面失败告终。
两广事件的两广方面主要当事人多把事变起因推给一个迷信故事：在事变之前，陈济棠曾“扶乩”问吉凶，而乩仙则鼓励他“机不可失”，果然于7月4日，粤方空军驾驶员四十余人，忽然驾“机”投奔中央，接着便是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阵前“起义”，反陈拥蒋，粤军另一主将李汉魂，也认为陈氏“所谓抗日救国云者，直是公开骗人”，因而“挂印封金”，单骑归汉去了[9]。李宗仁在回忆录也“强调”，他是和其他元老一样，到广州替陈济棠“抬轿”的，整出滑稽剧是陈济棠一人“迷信”和“糊涂”搞起来的。
史学家唐德刚曾“访问”了当时何键的密使刘廷芳，据刘称，由于湖南扮演着关键角色，两广的想法是“裹胁”何键，其手段为：“威之以势”（两广的部队进入永州、衡阳），再诱之以利（如事成之后，则“从龙”有功，富贵荣华不尽云云），再动之以情（这个关键的“说客”角色，自然就由与何键交好的李品仙担任了）。
为负荷此一“内交”重任，李品仙于1936年初夏为桂使湘。行踪至为诡秘，而湖南方面亲自接待他，并与之密谈的正是何键自己，何之外，就只有一个刘廷芳了（另外只有个纪录秘书）。
在这场湘桂密议中，最难为的就是何键了。他如参加两广造反，则中央兴师讨伐时，他便首当其冲。两广一毛未拔，他自己便身首异处。他如服从中央，则两广“北伐”的第一个目标也是他。中央可趁势一石二鸟，而何氏以一人敌两省，胜负可知。他如首鼠两端，拒不表态，则南北夹攻中，就更无完卵矣。
这场湘桂密议可难为了何键，他的反应还是两面磕头——一面接见两广密使，另一面又公开派遣省府秘书长易书竹，往南京请示。他这种两边表态，又两边不表态的干法，两广虽继续“劝驾”，并挥军继续北上；中央蒋委员长拒绝接见何键专派的官方代表易书竹，意味何键有“附逆”的企图。
在南京中央强迫表态的情况下，何氏权衡轻重，不得已向中央“一面倒”。但是中国传统政治中“办理内交”，则相对实力派之间的“私人往还”，和各派心腹人员彼此之间的密议，实非各派“官方代表”之间的公事公办所能及其万一。因而何键这项“向中央秘密表态”的内交重任，便落到刘廷芳身上了。[10]
1936年6月9日，毛泽东在陕北通过无线电广播向全国发表：西南抗日反蒋，虽然不免夹杂有权位、地盘等不正当的动机，“吾人认为西南抗日反蒋军事行动，客观上是革命的进步的行动”“希望西南领袖能彻底执行抗日救国纲领，将两广造成抗日救国根据地，开展抗日战争”。[11]……吾人准备在军事上及其他方面给西南以各种可能的援助。
1936年6月中旬，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到红军大学政治部找组织科科长云广英（文昌籍）谈话：“两广事件”的发生，中央认为是国民党内部分裂的表现，其真相我们现在还不太清楚。但是在这种事态下，我们可以利用国民党中央和各省地方势力之间的矛盾，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以促进抗日斗争运动的发展，这是十分必要的，也是有利的。李克农向云广英交代任务：中央决定派你出去，以红军代表的身份，向广西当局进行抗日民族统战工作。云广英从西安乘火车前往天冿，与中共北方联络局负责人王世英接头，得知广东陈济棠部队的余汉谋已投靠蒋介石，陈已逃出广州去了香港，广东的局势较乱，王世英对云广英说，你化名“林秀先”，从香港转道去南宁找李宗仁，不必到广东了。中共北方联络局通知了李宗仁在天冿的代表，再通过其秘密电台告知了李宗仁和白崇禧。6月下旬，林秀先乘西江客轮抵达南宁，在民生路的第四集团军总部见到了李宗仁，转达了中共领导人“反对内战，一致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我们党中央这次派我到广西来，就是为着商谈关于合作抗日的问题。我认为只要全国各方面愿意和决心抗日的力量都团结起来，互相配合，进行抗日救亡运动，促进全面抗日高潮的到来，那我们就一定能战胜日寇，取得全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李宗仁安排由桂系政治部主任王公度与林秀先联络。[12]
两广事变武装反蒋抗日，虽然最终和平解决，但对半年后的西安事变有重大影响。
随着“两广事变”落幕，陈济棠治粤的时代结束。新桂系虽得以延续，但亦已投靠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新桂系与新粤系以“西南两机关”的名义联合治理两广的五年，两广保持半独立式的状态结束。自此，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权力进一步扩大，而国共双方希望建成的“全国抗日统一战线”亦进一步巩固，同时粤、桂双方和日本之间本来暧昧的关系亦因为被中央收编而断绝。
由于不动干戈，就使当时实力非常强大的粤桂集团军附和中央，提高了蒋本人的声望。叛方将领表现，也足使他相信“人民眼睛是雪亮的”，乱骂他“亲日卖国”的政敌是不得人心的——显然也使他对“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的正确性，益发坚信不疑。蒋便将预备征讨两广的中央师悉数北调，用来剿共，并准备将张学良的部队调离。两广事件和平解决，张、杨虎城与中共筹组西北大联合之信心因此动摇。当时论“造反”必备的军队实力，无论是张的东北军还是杨的西北军都和两广部队相比较弱。然而也因蒋过分自信，仅带少数文武飞往西安，结果西安事变时所有人都被扣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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